1971年9月的一个凌晨，随着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几个小时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几位副总长传达了消息，阎仲川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雳，周总理叮嘱他，一定要布置好部队的戒备工作。

　　10天之后，阎仲川按照原定计划，跟随出访越南。原本阎仲川应该在访问结束后，留在越南考察南方战场，结果就在代表团回国前，阎仲川忽然接到通知，让他随代表团一同回国。

　　刚一下飞机，阎仲川就被带到了贵宾室，周总理、等几位早已经等候在那里。周总理告诉阎仲川，林总身边的人已经被停职反省，叮嘱阎仲川好好揭发他们的问题。

　　就这样，阎仲川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而此时距离他调到总参工作，不过只有两年零四个月。

　　随着审查的逐渐深入，阎仲川大多数的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唯有在“一号命令”的问题上，始终过不了关。无论审查人员几次让阎仲川交代“一号命令”的问题，阎仲川都只有一个回答：

　　1969年5月，阎仲川调任军委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在进京前，阎仲川就知道北京的形势比较复杂，因此上任之后，阎仲川就开始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对所有政治风暴中的事情一概不介入，也不去看望任何老领导，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0月，中央宣布老干部们“疏散”各地的第二天，阎仲川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军委前进指挥部的开会。阎仲川刚一进门，一张记录纸就递到了他手上，让他用电话立刻传达到部队。

　　阎仲川没有多想，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进行整理修改。修改完毕后，阎仲川考虑应该给指示加个编号，又想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个指示，就让值班参谋从“一号”开始编起。

　　稿子整理好之后，阎仲川让值班参谋送去给领导审查，结果得知领导已经睡下，不宜打扰，阎仲川又让值班副处长上报到“林办”。

　　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林办”的指示，阎仲川本想让周总理把把关，博乐体育但想到这不符合程序，自己也没有资格向周总理汇报，再加上苏联代表团即将入境，阎仲川感觉事不宜迟，便当即指示值班的所有人用四部保密电话，将“一号命令”传达到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

　　为了保证命令准确传达到，及时掌握敌情，阎仲川又相继指示下达了“二号命令”、“三号命令”和“四号命令”。尽管当时已经过了零点，各部队接到之后还是立即开始行动。

　　没想到“一号命令”转达的第二天，周总理就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批评，尤其是没有事先向他报告和文件编号的问题，在阎仲川对文件编号进行解释之后，周总理便没再多说什么。

　　直到这个时候阎仲川才搞明白，“一号命令”中加强备战的紧急指示没有问题，问题恰恰就出在了编号上面，“一号”不是什么人都能使用的。

　　而此时的阎仲川不过进京5个月，又没有人提醒他，实在不知道这里面的规矩，不经意间捅了篓子。

　　尽管苏联代表团访华没有出现问题，但“一号命令”却被全军认认真真执行了半年多的时间，才逐渐开始有所调整。

　　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误，让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作为当年“一号命令”的经办人，再加上阎仲川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和林总等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阎仲川在问题上和审查组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随着国内的政治形势愈发严峻，越来越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扣在了阎仲川的头上。阎仲川知道，此时自己任何的辩解都是徒劳的，因此他选择了沉默到底。

　　1973年，重病中的周总理曾对阎仲川的问题作出指示，问是不是把阎仲川的问题看的太重了。结果由于有人从中作梗，阎仲川始终没有“解放”出来。

　　由于阎仲川的问题，家里人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四个孩子都被迫从部队复员，转入基层工作，妻子虽然是地方干部，但到了冬天，却领不到一分钱的煤火费。就这样，一家人苦苦熬过了政治风暴。

　　1976年10月以后，阎仲川的妻子和孩子们就成了信访办的常客，除此以外还到处写信要求与阎仲川见面。在女儿的帮助下，阎仲川终于得到了一次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当阎仲川出现在家人面前，妻子当场就哭了。此时的阎仲川腿脚特别不利索，再加上一口牙全部都掉光了，整个人显得非常苍老。但阎仲川却对家人们说了一句令人毕生难忘的话：

　　1979年，阎仲川被解除监管。三年后，总参宣布了对阎仲川的结论，但其中并没有提及“一号命令”的问题。阎仲川随即按照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离休之后的阎仲川生活恬淡，和家人分别多年，让他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除了每天陪妻子外出遛弯，阎仲川一般都是上午看书，下午游泳，六旬高龄的他一口气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以外，阎仲川还接受过几次央视的采访，帮助一些试验开国将军的演员，回忆当年首长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1986年，关于“一号命令”的问题，终于有人继续了求证。在当年出版的党史大事年表中，对于“一号命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在此之后，由于权威著作对“一号命令”的问题作出了澄清，作出了“一号命令”不是阴谋活动的正确结论。

　　随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对这一结论表示了赞同。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困扰阎仲川23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995年，组织编写野战军史，阎仲川受韩先楚和苏静的邀请加入其中。虽然有一些人对阎仲川仍有微词，但韩先楚和苏静据理力争，让阎仲川以顾问身份留在写作班子中。

　　2002年阎仲川病逝之后，总参的同志送来一幅挽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成为阎仲川一生最好的评价。其实在“一号命令”的问题澄清之后，阎仲川的孩子曾问过阎仲川关于这件事的态度，阎仲川坦率地表示：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有责任帮助搞清楚。如果都屈于压力胡说八道，会伤害多少同志，以后有谁还相信！”

　　[4]阎明著. 往事不忍成历史.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