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晚7时，来自46个单位的600多位代表，满怀激动的心情，走进怀仁堂，参加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伟大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各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各界的代表，体现了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大汇合。

　　1946年1月，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由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后简称“旧政协”），会上经过激烈斗争，通过政府组织案、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但不久，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内战。

　　1948年，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略进攻中取得重大胜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4月30日，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随后，于5月1日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应先召开一个各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参会代表的范围提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这一提议也成为此后确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单位及其代表的重要原则。

　　中央这一号召发出后，立即获得了各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的积极响应。同时，中央还热情邀请各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派代表到解放区，共同协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事宜。从1948年8月开始，在中央周密布置之下，赞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派和民主人士，陆续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和河北省建屏（平山）县李家庄。当各派和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中央就筹备召开新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协商与讨论，周恩来根据这些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以下简称《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央名义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指示其代表中央向到达哈尔滨的各派和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中央在该文件草案中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初步建议：“提议由及赞成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成立一个新政协的筹备会，由此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该文件草案后面还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其中党派单位10个、区域单位6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7个，共计39个。

　　在充分吸纳各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央，与在哈之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几经商谈达成协议，即《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在《诸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协议》还预拟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包括中国、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共计38个，并规定每单位代表人数为6人，“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一《协议》的达成，初步确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额等重要事项，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做好了前期准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决定在北平召开。3月25日，中央和中国人民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4月20日，人民发起渡江战役，南京、武汉、上海、杭州相继解放。在这种形势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完全成熟。

　　6月15日晚7点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勤政殿召开成立会，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发表讲话，他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在16日下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规定筹备会设6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李，副组长章伯钧，同时还着重要求各单位必须拟定代表各1人，参加第一小组和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讨论。

　　筹备会各小组成立后，17日晚8时，第一小组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章伯钧、沈钧儒等24位代表参加，经过小组成员的热烈讨论，初步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拟提请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在19日召开的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代表第一小组就所拟《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作报告，他详细报告了这一《规定（草案）》的拟定过程及考虑原则等情况，他说：“从去年冬季的时候，中央曾与到达东北的各位先生商议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意见。在那个意见上，曾有过这样的设想，将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是三十九个，并且对每一个单位代表名额做了一个原则的拟定，即四至六名，这一个拟定，因为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的，提出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的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便产生了重新考虑和增加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代表名额的问题。最后，经筹备会全体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根据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博乐体育其中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或10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2人，其代表名额不足10人者，得推候补代表1人；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商之。从这个《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代表性的广泛。正如林伯渠9月22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中所说：“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普选的、然而却是具有十分广大的代表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这一工作并未结束，因为根据这个《规定》，还需拟定各单位的具体代表名单，而且这一任务更为繁琐和艰巨。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常委会共收到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30余件，对此都慎重考量、严谨处理。正如李在1949年8月18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新政协任务重大，参加的范围很广泛，同时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原则性的界限。“在上述原则下，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又如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28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在确定代表人选的过程中，任务之繁重、考量的要素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在近3个月的协商、酝酿中，“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博乐体育郑重研究”，直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天，才最后决定通过参加会议的662位代表名单。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

　　这份代表名单，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人士五大类。前四类计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人士被列为特邀单位，共计75人。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特邀单位细分为大革命以来始终秉持正义立场的人士、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业建设的人士、对人民革命事业怀有同情心的人士等九类。这九类特邀代表，连同前四类的45个单位代表，共计54个党派团体。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54门礼炮连放28响，这54门礼炮正是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54个党派团体，28响代表中国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英勇斗争。

　　在光明的感召下，662位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建国大事。对此，林伯渠指出：“人民政协有了这样广泛的各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的确可以说是代表性最完备的一张名单，的确可以说是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