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江（又称关河）穿越磅礴的乌蒙群山，在昭通盐津县的崇山峻岭面前，一道斧劈刀削的千仭峭壁，要挡住它前行的脚步，只听它一声怒吼，那铜墙铁壁的一面悬崖，顿时裂开一道万丈深渊，如打开的摩天石门，江水便奔腾咆哮而去了。

　　伴随这条乌蒙山中的关河，我们攀上了一条悬崖上的古道。道路依山而上，陡峭蜿蜒，路面凸凹不平。2000多年来，岁月磨砺，人马踩踏，青石磨亮了，闪着碧玉般的光芒。那些被马蹄踩踏出的蹄印，深深浅浅，密密麻麻，有的比拳头碗口还大，有的就像留在化石上的痕迹，有的是马蹄打滑时，从青石边沿踩刮出的一道道蹄削印，实为罕见。

　　道路不宽，两米左右，又十分规范，它已经穿越2400多年的历史了。现存于朱提江畔上的这段古道，就是闻名中外的五尺道，在这里还完好地保存着350多米，清晰可见的马蹄印就多达243个，差不多一米一个蹄印，单从这些蹄印，就让我们感受到五尺道所承载的历史沧桑，是何等的丰厚，是何等的伟大。

　　峡谷的山风在叙说，关河的涛声浪语在回应。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年代。秦朝为统一中国，西征巴蜀取得西南后，时任蜀郡太守李冰，一个目光远大有才干、精通水文地理、又干实事、业绩突出的专家型政治家，太守任上就在成都岷江修筑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化水害为水利，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粮仓。都江堰历经2500年风雨，至今仍发挥着分流、泄洪、灌溉和疏浚的作用。同时，他奉秦孝王之命，为打通中原与彩云之南的联系，据《华阳国志》载，那时没有炸药，他就用伐薪烧岩的办法，把一座座大山坚硬的岩石烧红泼冷水使之开裂，砸石打碎开道，终于把一条连接云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大道修成。李冰，水利专家，又是交通地理专家，一条五尺道，就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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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大道从四川的宜宾开启，穿过乌蒙群山经滇盐津石门进入朱提即昭通南下，越过珠江源头曲靖，直达滇池地区。这条大道，因执行大秦“车同轨”的标准，统一宽度为五尺宽博乐体育，史称五尺道。这一切在历代史籍，如《蛮书》《旧唐书》都有记录。

　　有道必有关。因五尺道是中原内地连接边陲的官道，犹如当今的国道要冲。它从宜宾过来，进入乌蒙群山的今盐津县朱提江岸，面对这里的一道天然屏障，五尺道自然就在这里筑关设垒开镇了。山顶道口关隘，两扇大门一关，再加一根内杠，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千百年前，因江河冲开的石壁峡口，若一道巨大的石门屏障，就取关名为石门关，古镇叫石门镇。但如今关门上方却赫然显示着“豆沙关”的名字，关上古镇也叫豆沙镇。

　　沿着这些深深浅浅的马蹄印，我们向上攀援着，耳畔似有马嘶的轰鸣、人喊的嘈杂。这些重走五尺道的旅人，似乎在眼前渐渐化成了南来北往的商旅，一队队马帮，一行行的挑夫，铁具、铜器、竹简、布匹、蜀锦、川盐、云茶还有一乘乘往南传旨的官舆龙骑，一队队戍守边关的士卒，把五尺道挤成了人流车马流，乌蒙山从未有过如此的热闹和繁荣景象。昭通一带，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开放情景。虽然昭通之名是清代才有的，这条五尺道使昭通处于北接巴蜀中原，南连云贵甚至南亚西南亚的交通枢纽位置，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昭明通达天下了。似乎昭通之名，是2400多年前的这条五尺道，就给它取好了的。

　　站在乌蒙山五尺道的雄关隘口，穿越千年的历史风云，这个雄关，这条通道，实在太伟大了。也许李冰修五尺道时，就想到和看到了，这条连接边地与中原的五尺道，一定还会有更大的作为，它必定会成为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秦统一中国到汉代，以更远大的目标，更宽广的胸襟，把大秦置于四通八达面向世界的位置，五尺道从滇池边再向西、向南延伸，过洱海，越哀牢，成博南古道出缅甸，进印度，到大夏（今阿富汗），甚至进入了欧洲，建立起了伟大的蜀身毒道，即古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时张骞从北方出使西域，就在大夏见到了中国的丝绸、蜀布、竹杖等，令他惊异。原来从五尺道岀去的南方古丝绸之路，比之他打通的北方丝绸之路，早了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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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尺道，创造了一个中国道路的奇迹和中国开放之路的奇迹。如今站在乌蒙雄关的关口，遥望南天，那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不是就始于2400多年前的这条五尺道么？不是也把“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提前到了秦汉时代的五尺道？它丈量着中华民族远大的目光和海阔天高的胸襟，唱响了一曲中国人最早的开放之歌。

　　把目光收回，触摸身边的巍峨雄关，品读留在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我要为中华民族先辈的远见卓识骄傲，我要为云南边疆各民族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发展繁荣作出的巨大贡献，放声高歌。这是一块并不宏大的摩崖石刻牌，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因为进入了国家级的历史文物保护名单，就是证明。石刻位于五尺道雄关西侧的崖壁上：“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倶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石刻为袁滋手迹，纪录了袁滋一行，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奉命赴云南册封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的经国大事。这块摩崖石刻虽小，却被誉为“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政文大碑。有此碑刻于古道雄关，古道万世流芳，雄关更加巍峨。

　　1000多年前唐代南诏时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建立的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大多分布在五尺道沿线个民族，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十三五”期间，在扶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为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不掉队，在昔日的五尺道上，一座安置了乌蒙山中贫困户5万余人的靖安新城，拔地而起，成为乌蒙山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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