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潇湘，薪火相传。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政协云、文史博览·力量湖南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夜读往事•红色故事”系列节目，由湖南政协委员倾情讲述，带领我们去发现红色故事，感受中国百年风云，中国的红色密码，激励更多人去传承红色精神。

　　我的叔父曾日章，名国策，号理之，1916年出生于邵东流泽镇，21岁加入中国，1940年牺牲于福建省崇安县。

　　叔父自小天资聪颖，博乐体育悟性过人，5岁就被祖父送进族人私校——鲁化训蒙，后转入私塾读国学。在老师与家人眼中，叔父是块“读书的料”。1930年9月，他便考入当时办在邵东的南京三民中学（现邵阳二中）。

　　然而，叔父志不在“读书及第、光宗耀祖”。当时邵东南京三民中学是民国时期第一个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在这所学校，叔父饱读大量进步书籍，很早就接受了红色思想的熏陶，更是在学校老师、邵东地下组织负责人李化之（1940年牺牲）的引领下，由一名“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由于参与革命活动的原因，叔父很少与家人联系，家人只知道他一直在外，却不知道在干什么。1936年的一天，叔父突然写信给家人，告知他要回家结婚，对象是三民中学的同学，名叫刘惊天（桂淑）。两人都是邵阳地区早期的地下党员，是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他们结成了红色伉俪。

　　新婚才几日，叔父就“离家外出”，奔赴武冈，博乐体育佯装去外谋差，实际上是接受组织派遣，跟随李化之去邵阳筹办革命刊物《真报》。那段日子，叔父跋山涉水，穿村走巷，四处宣传革命思想，播撒红色火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存亡的危机。这一年，叔父毅然加入中国，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

　　1938年6月，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邵阳武冈县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招募临近县乡的热血青年以及从各地流亡到此的青年学子，传讲抗日救国思想，培养革命新生力量。叔父受邵阳县委的委派，和邓艾民（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等一起前往深造学习。在这个红色的大熔炉里，叔父迅速淬炼成了一名坚定成熟的革命者。

　　同年11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长沙迁往邵阳。博古、、徐特立、王凌波等100多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先后辗转到此，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时的邵阳，已然成为全省抗日救亡革命活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邵东廉桥区委成立，叔父被选为廉桥区委宣传委员。地处湘中腹地的邵东廉桥，素来是商业重镇，三教九流汇聚，可谓鱼龙混杂。叔父虽出身商贸世家，却不曾站过一天柜台。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与李化之、彭柏林等革命同仁“搭伙”，在镇上开起了“明月楼”饺面馆、图书馆等。1939年，又在邵阳县委的授意下，租借宋家塘姚家院子创办小型纱厂。在这些表面生意的掩护下，叔父与同仁们把地下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纱厂的许多普通工人后来都被他们发展成为员和农会的积极分子。

　　1940年，当时办在邵东地界的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被当局查封。中统特务头子卿国魁坐镇邵阳，厉行，邵阳的革命形势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叔父临危受命，奔赴邵阳，担负邵阳党组织的联络工作。他经常乔扮成乞丐、盲人、脚夫、货郎，使用“刘佩佩”“金品”等化名，辗转于邵阳各地，传递党组织的工作指示，发展民众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与日寇和敌特进行斗争。

　　由于参加活动频繁，露面次数太多，他与一些地下党的同志受到了特务的严密跟踪与监视。鉴于斗争形势日趋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湖南省委决定将在白区暴露了身份的部分党员干部转移，一批远派陕西延安，一批近遣闽皖两省，投奔新四军。

　　1940年6月，邵阳组织遭受破坏，叔父接到党组织的入闽指令，于是先将婶母送回流泽老家，只身前往福建寻找组织。9月24日，在进入福建省崇安县境时，叔父不幸被捕，不久后惨遭杀害，英年24岁。

　　家中得知叔父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曾不惜家资多方营救，但等来的是却是悲天噩耗。祖母为此悲痛欲绝，不久谢世；祖父亦因殇子染病，双目失明；婶婶痛不欲生，孀居48载，直至1986年离世。

　　叔父一生短暂，如流星闪烁，但他那划破黑暗的一束流光，却为后人所景仰。叔父牺牲至今已有整整80年，但足以告慰叔父的是，他们这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早已实现国富民强。曾家后人也一直秉承着叔父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不怕牺牲、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活跃于商界、政界及其他领域，人才辈出、大有作为，未辱先祖，更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