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何处来，乡村、乡韵、乡愁、乡情。每个人对故乡之念、之慨、之怀，都在记忆深处。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文史博览杂志社推出“乡村岁时”大型融媒体报道，“夜读往事”栏目以“最美是故乡”为主题，邀请政协委员讲述记忆里的故乡与广袤乡村的兴荣，敬请聆听

　　什么是故乡？在我看来，故乡是无论你走多远，年纪有多大，总会经常回头张望的地方。不管它是山清水秀抑或是贫穷落后，它仍是自己最初精神文化的给与者。儿时的生活经历虽然清苦，但也温暖充实，有母亲全身心的关爱，有亲戚邻里的悉心关照，博乐体育还有长寿镇这一方水土的浸润，让我几十年来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回想故乡，都会唤起早已植根于心底的那一股力量。

　　我的故乡，平江县长寿镇，是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的边界重镇。它是彩色的，自宋元年间而起的悠久历史，使它不断传承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写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也曾为它带来“小南京”的美誉。它更是红色的，染遍了土地、山川、河流和人们的眼睛。博乐体育自平江起义以来，这里一直是大革命的烽火楼台，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原副主席张震，1914年出生于长寿镇。平江起义之后，张震加入了红军。往后，他一生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长寿镇一共走出了以张震为代表的16位共和国将军，有“五里十将军”之说，它也因此成了闻名全国的“将军之乡”。不仅如此，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3000多名长寿籍烈士曾英勇捐躯。其中10000多人，也许连名字都不曾留下。他们用血性青春和彪炳战绩，在共和国的英雄史册上留下了壮烈的一笔。我就是烈士的后代。祖父、祖母在父亲大概3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壮烈牺牲了；父亲没有兄弟姐妹，他和他的祖母相依为命。

　　父亲继承了上一辈的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乎是最早一批加入中国的村民，并被推选为大队支部书记，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病逝。那一年，我刚刚7岁。从此，我只有母亲了，母亲也只有我。

　　我是在长寿镇付坪村的一间土砖房里长大的。那时，一个院子里簇拥着几间土砖房，分属于4户人家，我们家与方氏家族为邻。其实，每一户都可以说是人丁单薄，但生活在一起，邻里之间相处倒也十分和睦。房子周边就是农田，这种房子还被一些乡亲们戏称为“小碉堡”。

　　小时候，农田里长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泥鳅和黄鳝。每到夏日的晚上，这些泥鳅和黄鳝都纷纷出来纳凉，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盏就这样在广阔的田野里点起，那是乡民们用铁钳在捉泥鳅呢，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最乐意干这个活儿的，那是儿时夏日里我们最喜追逐的野趣之一。

　　到了冬天，孩子们心心念念的当然是过年了。迎来送往，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新年，但记忆里那些温馨的年俗依然鲜活。从过小年开始，到大年三十之前，我们院子里的4户人家，就开始互相邀请到各家聚餐团聚，那些坐不满的空位被填满，合起来刚好凑成一桌，每家都把积攒了很久的菜品以最好的厨艺来招待邻居，大家一起把“冷清”变得“热闹”起来。我们把这称作团年。到了除夕夜，家家户户都摆好果子准备招呼客人，小孩子们会兴高采烈地提着灯笼，挨家挨户去辞年。每到一户，主人家会分给孩子几颗糖果或一串小鞭炮。小时候物资短缺，那些一粒粒拆解下来的小鞭炮是我们这些男孩子眼里最好的馈赠。到了大年初一，小孩子们穿上新衣又开始到各家各户拜年，同样能收获一批糖果和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裹着蜜糖，这是我对童年时的年味的最真切回味。

　　对故乡的记忆有甘甜，当然也有酸楚。7岁之前，父亲还健在，我们又是烈士家属，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充满干劲和希望。被曾祖母一手拉扯大的父亲，长大后为人正直，处事公正，一直在村里担任大队书记一职。虽然他没有什么文化，但做事十分认真。后来我翻到过父亲的笔记本，打开后，映入眼帘的除文字之外还有各种记号和“象形”文字。他也参与过水利工程等一些重点项目建设。直到生病去世，他都还在挂念村里的发展事务。父亲走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三口之家来说，无疑是大山倾倒的感觉。母亲是一位非常传统、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护住我这棵老张家的“独苗”，她坚持守着我不改嫁，不愿辜负当年与父亲的承诺。

　　但在过去的农村，一个女人要如何拉扯大一个孩子？这背后是尝不尽的辛酸和世态炎凉。年轻的母亲不得不独自撑起家里的重担，7岁的我也开始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后来一边读书，还要一边学农，稚嫩的手上曾经也被锄头磨出水泡。在那段辛苦的日子里，我们孤儿寡母生活实属不易，还好有亲戚邻里的扶持和帮助。又因为有国家对烈士家属的优待，我得以免除小学学费，从小学到高中给我家记了一个成年人的工分。这让我心里一直充满感恩。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在我看来，她是那样有远见，又是那样坚韧。由于我们家当时的困难情况，其实她若把我留在身边，自己肯定也会轻松一些，但她却真心希望，她的孩子是能够走出去的。她一直教育我要认真读书，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宁愿自己辛苦，也要供我读书，硬是咬紧牙关把我培养成恢复高考以来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想，她骨子里也是不愿向命运屈服的。

　　1980年夏，当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通知书下来那一刻，我正好在田里干农活。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别提有多高兴了，全村的人也都为我高兴。遵循家乡的习俗，我在离家去学校报到之前，曾挨家挨户去向村里的长辈辞行，长辈们纷纷给我塞红包，1块、2块……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上大学以后，我第一次出了远门，离开家，离开母亲。多少次回想起母亲一人在家孤苦伶仃，总是暗自伤心流泪。那时，每家每户都会在一年里种双季稻。到了夏天“双抢”最忙碌的时节，恰好碰上放暑假，带着想立马见到母亲的强烈愿望，总是第二天就赶回家与母亲团聚，并承担家里的重活。图片烈日炎炎下，随处可见收谷、播种的身影，乡亲们都干得热火朝天。我们一群考取了不同大学的高中同学，平时已经难得见面，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回家了，常常是你来我家地里，我再去你家地里，互相帮忙，提高“双抢”效率。我们也许会一边聊天一边割稻子，聊聊一起读书时的趣事，聊聊在各自大学的新鲜见闻；也可能一句话也不用多说，耳边只剩“吭哧”“吭哧”干活的声音。

　　但每到秋收时节，我却往往没有办法回到母亲身边。更多时候，书信成了我们母子俩唯一的沟通工具。虽然母亲不识字，但是她坚持每月找村里有文化的乡亲代笔给我写信，我也按时给她回信。她在信里询问最多的就是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到了农忙时节会告诉我村里的谁帮助我们家抢种、抢收，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母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团结同学，多为他人着想，她把自己身上的这些优良品质都一一传授给我。母亲最担心的，是怕我在学校吃不饱、穿不暖。好在我读的是师范专业，生活费有些补贴，平常只需要购买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虽然我在学校手头比较紧巴，但每每都只会在信里请她放心，说我在学校一切安好，生怕母亲为心。这种挂念之情，以及想要让对方充分安心的心理，从来都是双向的。

　　我的大学能顺利读下来，确实还有一个人要特别感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叫谭新文。他当年高考没有考好，毕业后接了他父亲的班，在当地的供销社工作。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他问我在学校的生活补贴是多少？我回答说每个月4块钱。“4块怎么够？”自那以后，他几乎每月给我定时寄来5块或者10块钱，那时他的工资也才几十块钱一个月。现在我和新文，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在故乡的母校付坪小学，我度过了5年半难忘的童年时光。由于勤奋好学，又是烈士的后代，老师也格外喜欢我，任命我当了5年半的班长。大学毕业后，我当了11年的老师。即使后来从政，也一直有一种教育情节在。几十年过去，我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就在前不久，我和一群爱心人士回到了家乡，看看乡亲们的生活过得如何、还缺少什么，我们又还能在哪里帮到他们。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为了让家乡的孩子们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几年前，我发动身边的爱心人士，为家乡的小学带来了一些教育资源，给学校置办了电脑，购买了黑板、桌椅、书籍等学习用品和体育器材。针对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这一情况，我还联系长沙的优质资源前往家乡的小学支教，把家乡小学的老师请到长沙来学习交流。同时，我也曾借助长沙城区医生的公益行动来到家乡，为这里的父老乡亲免费义诊，并联系到一些爱心人士，为家乡的生活困难人士给予一定的援助。湘楚之北，三省交界，“五里十将军”的霸气，山山水水的灵气，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气……

　　多年以来，正是因为家乡对我的滋养、家乡人给我的感动，源源不断注入到我的血液里，长寿镇的红色基因与气质也一直延续到我的为人处世和工作之中，让我从一名老师到长沙市民盟成员，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兢兢业业，心怀善意和感恩。古桥、古街、古祠堂，砌成宝塔状的炸肉、绿的碱水粽和五香酱干，关于长寿镇，那些久远的传说与故事、独特的民风与文化气质，都正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而那些曾经的血与泪，虽然早已消散，却留下一股精神，深深刻进了这片大地。

　　如今，母亲已老，好在83岁高龄的她依然身体康健，惟愿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一切安好，这是对我最大的福报。而从祖父、祖母为革命牺牲，到父亲早早自愿加入，再到如今的我，成长为一名党外干部，看似时代更迭，道路迥异，但这种爱国、爱家的情怀，注定一脉相承，不曾改变。就像我的心，始终不曾离开那片红色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