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赖以成名的支柱是其亲手缔造的湘军。极盛之时，清政府半数督抚尽属湘军中人，可谓权倾朝野。

　　湘军最初脱胎于湘乡士绅成立的地方团练武装——湘勇，仅仅是当时湖南众多团练之一，与浏阳的“浏勇”、宝庆的“宝勇”、新宁的“楚勇”相比亦无过人之处。

　　不过，善于把握时机的曾国藩却巧妙地通过援赣之役、移驻衡阳、创立水师三个步骤，成功让湘勇摆脱了内无财政专项拨款，外无离境征战之权的旧时团练模式，将其锻造为晚清烜赫一时的军事集团——湘军。

　　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国藩出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成为当之无愧的疆臣之首，可他早年却是不折不扣的京官。

　　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屡试不第的曾国藩终于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待讲、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等职。因其克己奉公，十年十迁。

　　至咸丰二年（1852年）已经坐到了署理吏部左侍郎的位置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品大员。从曾国藩在京期间的履历簿上看，无疑是标准的文官。那么，缘何他会投笔从戎，到地方去督办团练呢？

　　事情还得从咸丰二年六月谈起。彼时，刚刚履新半年的曾侍郎奉旨前往江西主持乡试，岂料途中传来母亲亡故的噩耗，转往桑梓奔丧。按照清代礼制：在职官员无论身居何种职位，如遇父母辞世都要离任返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在籍官员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然而，是年十二月，咸丰皇帝一道“帮办团练”的上谕，打破了曾国藩的赋闲生活。此时的湘省已是狼烟四起。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了举世震惊的“金田起义”。次年，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桂入湘，进围长沙。

　　为增强军力守备省城，朝廷下令启用守丧在籍的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墨絰从戎的曾侍郎，集合兄弟国华、国荃、国葆，发动同乡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人的力量，组建起湘乡勇（简称湘勇）。

　　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湘勇”还是在省内打转，不允许跨省作战，博乐体育也没有固定的给养来源，尚未摆练武装的范畴，与后来的“湘军”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为了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也大力推行团练，结堡自守。待到太平天国起义之时，咸丰皇帝又搬出祖宗的老办法。不过，朝廷在利用汉族乡绅组建武装的同时，又对其甚为防备，在诸多方面加以限制。

　　一方面，严格划定作战任务及区域。通常情况下，团练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各自州、县守备，无朝廷允许“不得远近征调”；除非出现太平军围攻长沙这类危机的情况，才会让乡勇汇聚省城协防。

　　另一方面，财政方面，不食于官。筹办团练的经费主要依靠乡绅捐输银钱、百姓按亩摊派，以及在各地设卡向过往行商征收厘金（商业税）等手段。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不会给予团练任何经济支持。因为在他们眼中，团练即“民团”，不隶属于政府，与正规军存在很大差距。

　　眼见自己辛苦组建的武装力量被视为不入流的“杂牌军”，曾国藩犹如芒刺在背。如何能将湘乡勇打造成一支可以实现自己“匡时救世”之梦的武装，成为他亟待解决的难题。

　　咸丰三年（1853），一封求援信给曾国藩带来了新的契机。修书之人是曾国藩的老战友——楚勇创办者江忠源。江氏兴办团练比曾国藩、罗泽南早很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就创建地方武装，了雷再浩领导的“新宁青莲教起义”。

　　曾国藩之所以对江忠源的历史耳熟能详，除了二人是旧相识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咸丰元年，江忠源兄弟组建的楚勇被朝廷赋予了“跨省作战”之权，出湘入桂，博乐体育在广州副都统索佳·乌兰泰麾下作战；这让曾侍郎艳羡不已。

　　如今，江忠源被困南昌，倒是给曾国藩送来了机会。既然朝廷可以在危急之时派遣楚勇离湘赴桂，湘勇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以援赣为由，突破团练守土作战的限制。

　　于是，成竹在胸的曾侍郎提笔上书：事急从权，恳请皇上参照“楚勇援桂”的前例，准许湘勇出省作战，以解南昌之围。不久，咸丰皇帝准其所请。

　　接获讯息，曾国藩不禁大喜过望：既然官方允许了自己的援赣作战计划，等于默认湘勇超越了普通的地方团练，迈出了向“从湘勇到湘军”的第一步，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鉴于湖南境内仍有小股太平军活动，曾国藩决定坐镇省内，只派遣罗泽南、李续宾、郭嵩焘等人率一千湘勇东征驰援，同行的还有江忠源四弟姜忠淑麾下的两千楚勇。

　　初次离省作战的湘勇在太平军水、陆合攻之下损兵折将，而两千楚勇更是全军覆没。侥幸突入南昌城的郭嵩焘目睹太平军水师的威力，痛定思痛，建议江忠源考虑筹建水师。江氏一方面上表朝廷，请求各省广设船厂，筹备水师；另一方面，也将郭的“水师之议”分享给其他统兵将领，这其中就包括曾国藩。

　　对于曾侍郎而言，“水师之议”虽好，却一时无暇兼顾。他正在进行从湘勇到湘军的第二部——移驻衡阳。

　　很多人认为：曾国藩离开长沙，是由于他与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不合所致，实则不然。

　　如果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留馆授职翰林院检讨步入仕途算起，到咸丰三年之时，他已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海沉浮，分别任职于礼、兵、工、刑、吏五部。对于如何与同僚相处的为官之道，曾侍郎自是烂熟于胸，游刃有余。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十年十迁，从一介七品小官擢升至当朝二品。

　　有鉴于此，即使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某些官员之间产生过些许不愉快，也断不会有坊间流传的那样严重。既然如此，那么“兵围又一村事件”有事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事件起因比较简单。自太平军围困长沙起，驻防各地的、团练纷纷云集省城协防；其中最彪悍者，当属来自湘西凤凰的镇筸兵。

　　咸丰三年八月，镇筸兵自恃“精锐”的身份，与团丁发生冲突。曾国藩力挺自己人，导致镇筸兵围其驻地“又一村”，双方发生冲突。然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是幕后黑手。

　　这次兵祸虽属偶然，但事后曾国藩将驻地移往衡阳确系事实。坊间传言：曾氏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督办团练，没有摆正自身的位置，受到湘省官场排挤，难以在长沙立足，故南下避之。

　　诚然，曾国藩确实带领着湘勇离开了省城，但“兵围又一村事件”仅仅是偶发事件。他的离开完全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籍此为由离开长沙。

　　首先，借兵祸之事，在朝野上下营造出自己和湘勇备受欺压、排挤的假象，以便咸丰皇帝能够同意他脱离地方官员的监视。

　　其次，趁机来至湘南，彻底摆脱了盘踞省城的各种力量对湘勇进行的掣肘与刁难。曾国藩和未来的湘军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本营。

　　最后，有利于可以改变世人心中湘勇依附八旗、的附属形象。虽然三者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在不明就里的百姓眼中，与正规军同城驻扎的湘勇，不过是前者的附庸而已。

　　尽管在曾侍郎的运筹帷幄之下，湘勇拥有了跨省作战之权，拥有了自己的大本营衡阳，但粮饷始终是高悬在曾国藩头顶的紧箍咒。

　　早在咸丰二年，曾国藩就试图借增援长沙之机，奏请改团丁为“官勇”，以便“粮饷取诸公家”，实际是向朝廷索要钱粮。虽然咸丰诏准，可三湘大地绝非“湘勇”一家之天下，各地团练都希望从省府财政中分取杯羹，故湘勇军饷仍旧捉襟见肘。

　　恰在曾国藩一筹莫展之际，长江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咸丰三年九月，太平军的西征部队水陆并发，兵临武昌城下。

　　清政府调湘勇武装北上救援。然而，接到谕旨的曾国藩却按兵不动，而是提笔写下了《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和《请截留粤饷筹备炮船片》。

　　他在奏折中陈情：太平军水师“以舟楫为剿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清军无可奈何，此皆“舟师未备”之故。是故，朝廷欲在湖广、江南等河湖水网密集之地击败太平军，必须拨款大力组建水师，以改变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窘境。因此欲救援湖北，恳请先筹建水师。

　　朝廷很快准其所请：从湘省财政支出三万两经费建造战船、招募水勇。考虑到湖南藩库所拨相较于筹备炮船之费，“实属不敷供支”。事急从权，咸丰皇帝还同意曾国藩可以截留“粤饷”（由广东运往江南大营的军费）四万两，甚至还赋予他动用“漕米”之权。

　　资财虽已齐备，可欲筹备水师，靠塔齐布、李续宾等陆战悍将实难成事。究竟谁可担此重任呢？

　　恰在此时，有人向曾国藩举荐：如今衡阳就有一位人才，姓彭名玉麟，字雪琴，军旅世家出身，深谙《公瑾水战法》，足堪此任。只是他现为母亲守孝在籍，且对官场心灰意冷，抱定了“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的心态。

　　常言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为了请动彭玉麟，曾国藩亲自登门造访，用自己墨絰从戎的事例现身说法，又以“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之语点拨，始劝得彭玉麟出山，承担起湘创建军水师的任务。

　　至此，曾国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将湘勇从普通的地方团练改造成一支水陆齐备、粮饷具足的国家武装——湘军。

　　咸丰四年（1854）二月，曾国藩统领这支一万七千人的水、陆大军离开衡阳，出师北上，在湘潭、靖港两地与太平军交锋。

　　初历战阵的湘军先胜于湘潭，后溃于靖港。陆军损失不大，但水师折损了三分之一左右。痛定思痛的曾国藩彻底领悟到：从湘勇到湘军是一个长远的过程，绝不是靠跨省征战之权、财政拨款之利就可以轻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