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香港廉政公署反贪风云#反贪呼声高涨，廉政公署成立】得知葛柏在最后时刻逃跑的消息，香港市民愤怒了。一方面媒体报道的高达430万港元的贪腐数额令香港百姓瞠目，另一方面，人们不满一名正在接受调查的高官居然还能逃跑，认为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香港反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1973年8月26日，在，大批的学生和市民举行集会，“反贪污，捉葛柏”的呼声愈喊愈烈。当时的香港大学学联干事周兴业便是这一的策划人。周兴业当时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学生的意愿：“我们觉得应该要出来做一点事，起码将葛柏带回香港。”

　　对于市民的激烈反应，政府最初是采取高压政策，出动大批警察，拘捕学生领袖，结果却是火上浇油。9月13日，香港再次发生 “贪污有罪，无罪”的，声援被检控人士，博乐体育表达对港英政府打击贪污不力的不满。

　　因为反贪口号深受市民欢迎，这场运动迅速由学校波及全社会，一些深受“保护费”所苦的低收入职员、工人以及小业主也纷纷加入。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

　　与此同时，那些长期呼吁要建立一个独立反贪机构的人士亦开始四处活动。这些人一部分是政客，更大一部分则是经济界人士，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尤其是那些处于经济活动最前沿的富豪，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左右香港政局的能力，唯独在铁板一块的警务部门，他们不仅说不上话，还成为盘剥的对象，深受腐败之害。

　　一些来自英国的开明人士，也极力推动政府反腐。他们认为即使站在港英政府的角度，也应该通过反腐来争取民心，以维持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管治。曾任防务司和港督特别助理的姬达爵士是反腐的强力倡导者。此前，他为反腐屡屡呼吁，但没有一个政府官员理会。在尝试了很长时间后，他说：“那就这样吧，我辞职。”1963年起任香港市政局议员的杜耶锡恩女士也是活跃的反贪人士。她曾自己拿相机拍摄各种贪污场面，交给警察反贪部门或在报刊发表。但以个人的力量对抗整个深陷腐败的系统，无异于以卵击石。正如当时民间流传的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要么选择上车跟大伙同流合污，要么选择在车下静默。如果选择拦挡，结果必是血祭巴士。所以，意料之中的，杜耶锡恩的“出格”行为遭到当时政府的恐吓。“但我不能对贪污视而不见。”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她顶着重重压力，继续为反腐奔走。

　　面对民众的反贪情绪和此起彼伏的各方劝谏与，时任港督麦理浩不得不有所行动。这位1971年上任的总督，在香港大力推进改革，兴建廉租公屋，开发新市镇，推行九年免费教育，新建地下铁路，建立大面积公园等，做了很多改善民生的事。如今，他终于下定决心，铁腕反贪。

　　麦理浩委任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一个委员会，彻查葛柏事件的前因后果。

　　百里渠本人就是一个反贪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交了一份长达88页的“百里渠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他清楚地梳理了葛柏案的来龙去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早在1971年，香港警方就掌握了葛柏贪污的线索，并且由香港警务处反贪部门立案。而立案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进展，关键原因就是查办葛柏的反贪部门隶属于腐败横行的警察部门，无法独立侦查，甚至反贪部门本身也有贪污嫌疑。因此他指出，除非反贪部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

　　百里渠的报告尖锐地戳痛了麦理浩的神经。权衡再三后，1973年10月17日，麦里浩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而独立的肃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