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名叫葛品连，30岁，本地人，平常在一家豆腐店帮工，经常不回家。十月初七，他因为患了“丹毒”（一种累及真皮浅层淋巴管的感染）而发起了高烧，不听妻子的劝阻继续上工，结果到了十月初九，病情加重，撑着回家躺到床上，捱到傍晚光景，两腿一蹬，一命呜呼。

　　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见儿子刚到而立之年就去世，自然悲痛万分。当天晚上，为儿子遗体换衣服的时候，博乐体育沈喻氏看到儿子的口鼻处有淡淡的血水流出，心里起了疑心，第二天就请人写了状子投递给了余杭县衙，诉求只有一个：

　　余杭县的知县叫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状子之后，就带着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等人前去葛家验尸。在葛家，沈祥看了看葛品连尸体的样子，拿出银针探入了死者咽喉，发现银针上有黑色黏液，也没按规定用皂角水洗一下，就下了判定：

　　但是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葛品连确实是中毒而死，但却不是自杀，而是被人毒死的——用的是砒霜。

　　到底是怎么回事？知县刘锡彤此时想起了自己出门前，当地秀才陈湖专门找上门来对他说的一些当地的传闻，顿时感觉心如明镜，立刻下令：

　　因为她人长得水灵，平常又喜欢穿白上衣加一件绿裤子，所以被街坊邻里称呼为“小白菜”。

　　大陆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由陶慧敏扮演的“小白菜”，曾倾倒大江南北无数观众

　　毕秀姑嫁给葛品连才一年，小夫妻两人没有自己的婚房，于是就租了当地一杨姓家族院子里的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杨家主人叫杨乃武，三十三岁，家中从祖父辈开始养蚕种桑，家境颇为殷实。杨乃武二十岁中秀才，三十三岁高中举人，一路可谓顺风顺水。他经常在乡里帮乡人写诉状，打官司，颇有声名。

　　毕秀姑在家无事时喜欢念经，碰到一些不懂的字，就会请教杨乃武。而杨乃武一家看葛品连晚上会不回家，有时候也会请毕秀姑一起吃晚饭。两家人一热络，葛品连和母亲沈喻氏就有了些疑心，怀疑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有私，但查了几次，都没有抓住证据。

　　也许是听到了邻里之间的一些闲话，杨乃武在第二年故意提高了屋子的租金，葛品连也顺势借故搬离了杨家院子。

　　至于余杭知县刘锡彤在出门去葛家办案之前，当地秀才陈湖来找他说的事儿，其实就是关于杨乃武与毕秀姑之间的流言蜚语——大家都在传“羊吃白菜”。

　　所以，在看到葛品连的尸体之后，知县刘锡彤虽然不至于摸摸领口的第一颗扣子，脱口而出“真相只有一个”这种话，但已经在心底里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案情架构：

　　毕秀姑随即就被带回了县衙门。面对“通奸杀夫”的指控，毕秀姑茫然不知所措，当然一口否认。于是，刘锡彤立刻下令上刑。重刑一夜之后，17岁的毕秀姑痛不欲生，终于按照刘锡彤的意愿交代了口供：

　　她与杨乃武一直偷情，杨乃武在十月初五这天给了她一包砒霜，授意他十月初九上午下毒，谋杀亲夫。

　　十月初五这一天，他根本就不在余杭县，直到初六才回来，怎么可能把砒霜交给“小白菜”？而且这事儿有很多人可以证明，他可以说是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不肯招供？来人，大刑伺候……且慢——杨乃武刚刚考取了举人，按大清律例，是不能用刑的。

　　怎么办？这难不倒刘锡彤：通奸谋杀，这样的怎么配当举人？他连夜上书朝廷，要求剥夺杨乃武的举人资格。同时，他把所有的审讯笔录和卷宗都整理了一下，上报给了他的上级——杭州知府陈鲁。

　　验尸报告中的“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在验尸报告中特地标注“验尸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而小白菜口供中杨乃武给她砒霜的那个日子“十月初五”，则没有上报……

　　杭州知府陈鲁，湘军集团出身，属于武人做文官。他听到杨乃武平时爱替乡民写讼状，属于个“刺头”，本来就心中不悦。而他和刘锡彤本来就私交甚好：刘锡彤虽然是举人出身而不属湘军集团，但他恰好是湘军收复杭州那年担任的余杭知县，当时的浙江巡抚是左宗棠，所以他也算半个湘军集团的人。

　　而此时，同治帝的圣旨已到：剥夺杨乃武举人功名——这也让给杨乃武上刑有了法理上的许可。

　　关于杨乃武和“小白菜”毕秀姑当时受到的酷刑，民间有多种版本，有的让人读来依旧心惊肉跳：杨乃武是“跪火练”，跪到双膝烧焦，而毕秀姑是被铅丝穿过，用融化的滚烫锡水浇脊背。不过按《清史稿·刑法志》记载，男子一般是“酌用夹棍”（用三根相连木棍夹挤受刑者足部），女性是“拶指”（用套着绳子的五根小木棍夹手指）。

　　承认他是在从余杭到杭州路上的“爱仁药铺”买的砒霜给了毕秀姑用于下毒，药房老板名叫“钱宝生”。

　　刘锡彤办案倒也是仔细，又差人去找那个“爱仁药铺”的老板“钱宝生”对口供。

　　“爱仁药铺”有吗？还真有。老板“钱宝生”有吗？并没有。人家老板叫钱坦，不仅在那几天从来没卖药给杨乃武，而且药铺里也从来不进砒霜。

　　但事已至此，刘锡彤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让人去威逼利诱钱坦：你卖砒霜，但别人拿去干什么用你是不管的，你只管承认就是；如果你不承认，那日后恐怕有无穷麻烦……

　　很快，这桩案子就摆到了浙江按察使——相当于浙江省的政法委书记——蒯贺荪的案前。

　　蒯贺荪倒不是湘军集团的，但也是凭军功上的位，与湘军集团的人惺惺相惜，关系一直不错。他一看这案子，其实是有疑点的：杨乃武家境殷实，又是新科举人，前途无可限量，你说他看上“小白菜”毕秀姑未必不可信，但两个家庭阶层相差太大，杨乃武愿意亲自参与，为之毒杀其夫，甘冒杀头之罪，动机确实有些不足。

　　但考虑到此案已经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两任之手，卷宗又已经白纸黑字，大家一地为官，又不知此案是否有湘军集团在幕后操盘，于是只是把刘锡彤叫来问了下审理情况，就表示没有异议，然后再往上报——转给了浙江巡抚杨昌濬。

　　杨昌濬，湖南人，论读书只是考中个秀才，但因为孔武有力，作战勇猛，跟随曾国藩办湘军团练，尤其是跟随左宗棠屡立战功，最终被湘军集团保举，坐到了浙江巡抚的位置——蒯贺荪的潜台词是：你们湘军集团的人自己递上来的案子，你们自己解决。

　　尽管杨昌濬和杭州知府陈鲁确实是一个“系统”的，但面对这一桩死刑案，他还是谨慎的，至少还是“走程序”的——他派出一个叫郑锡滜的候补知县前去暗访。

　　所谓“暗访”，应该是避开案件利益相关人，去寻找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说辞。但这位郑锡滜倒也省事，一到余杭，直接成了了知县刘锡彤的座上宾。

　　这样“暗访”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锡滜最终给杨昌濬的报告是：“仍照原结”，“无冤无滥”。而至少从杨昌濬对郑锡滜后面的举动来看，他是满意这份报告的——他很快就让郑锡滜去补了黄岩县的实缺。

　　詹彩凤抱着杨乃武的孩子，到杭州各处衙门去喊冤。而从小看着杨乃武长大的姐姐杨菊贞更是刚烈，直接就去了北京，上演了一出“菊贞打官司”的。

　　可能是两位妇道人家“拼死抗争”引人瞩目，也可能是杨家在杭州本身就颇有名望，这桩案件最终惊动了都察院（大致相当于现在的）。

　　但虽说是重审，案子退回的对象是浙江巡抚杨昌濬，而杨昌濬退回的对象是杭州知府陈鲁，这两人怎么肯推翻自己先前的推断？面对依旧坐在堂上的陈鲁，杨乃武与毕秀姑自知翻盘无望，为了避免再受酷刑，只能再次画押认罪。

　　胡雪岩有个家庭教师，叫吴以同，和杨乃武是同乡，两人又是同一年考中的秀才，所以交情很好。胡雪岩通过吴以同了解到了杨乃武的冤情，当下赠银二百两，资助杨家人去打官司——二百两不是个小数目，但更重要的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当时的名头和人脉。

　　夏同善是浙江余杭人，咸丰六年的进士，担任过兵部侍郎，但他有个重要身份：光绪帝的老师。他有一次回老家省亲，了解到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争议，又因为胡雪岩为他摆宴践行，更是了解到了更多内幕，回去以后，就把他的所见所闻在北京传播。

　　翁同龢当时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而他也同样有个重要身份：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和夏同善私交甚好，在从夏同善那里了解到案情之后，他专门去刑部查阅了资料，发现其中有诸多可疑和矛盾之处，他用笔一一勾出，请刑部细查。

　　一开始，《申报》是以社会花边新闻的态度来报道这件案子的，所以他们的第一篇相关报道是《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禹航”就是余杭，“某生”指的就是杨乃武，报纸完全是按照官方的结论做出的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合力谋杀了葛品连。

　　但随着案情逐步浮出水面，疑点增多，《申报》很快改变了态度，开始报道这起案件的不合理之处，包括报道杨、毕二人遭受的酷刑（那些酷刑的细节都是《申报》报道的），全程跟踪杨家人进京伸冤的进程。

　　更关键的是，《申报》全文刊登了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辩状。杨乃武举人出身，逻辑清晰，文笔又好，那篇申辩状一时轰动大江南北，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此案背后的冤情——胡雪岩、夏同善和翁同龢当时都看了《申报》大量的相关报道。

　　此时，同治帝已经驾崩，年幼的光绪帝登基，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经《申报》的连续报道和多方争论，也已经引起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于是被再度发回重审。

　　再一次的审查，浙江巡抚杨昌濬选择了回避，让湖州知府锡光主审。不知道是不是舆论压力太大的缘故，这次的审判没有用刑，而多少已经知道外界风声的杨乃武当庭翻供，表示之前的口供都是严刑逼供所致。

　　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之所以能跻身奇案，毕竟是有道理的——朝廷委派的人就一定审得清吗？

　　这个被委派的人，叫胡瑞澜，职务是礼部侍郎，当时的职责是主持浙江省的科举考试。

　　一方面因为他从没审理过案件，毫无经验，而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和浙江巡抚杨昌濬关系不错，而且他在浙江做学政的一些陈成绩考核，是要杨昌濬打分的——这叫他如何是好？

　　所以，胡瑞澜到岗之后，一方面是继续对杨乃武和毕秀姑用刑，但结果很令人尴尬：一用刑，他们就招，一不用刑，两人就翻供。

　　想来想去，胡瑞澜只能从一些细节入手。比如杨乃武曾在情急之下，说其实是余杭县衙役何某曾调戏“小白菜”，自己只是被栽赃，以及说余杭知县曾因此事敲诈勒索过杨家，但这两件事被证明都不存在——胡瑞澜试图通过“程序不正义”来推翻杨乃武伸冤的“结果正义”。

　　尽管胡瑞澜最终还是拿到了两人再次画押的“认罪”笔录，但此时的这桩案件，凭他一己之力已经完全压不住了。

　　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后，江浙一带的官员任命长期一直被势大的湘军集团把控，这两地的本地士子原来就有很大怨气，再加上杨乃武一案确实在湘军集团的操盘下隐藏巨大冤情，所以群情激奋。

　　由地方到京城，在京的十八名浙江籍官员都察院，指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有诸多疑点，必有重大冤情。

　　都察院将十八名官员的联合签名递交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看便知，胡瑞澜的“终审”有很大问题。

　　爱仁药铺的伙计杨小桥和钱坦的母亲钱姚氏翻供，说杨乃武从来没有在药铺买过砒霜；

　　当初验尸的仵作沈祥，说自己当初并没说葛品连是被毒死的，死者当时是口角渗出的血水流入耳鼻，而非“七窍流血”，而且当初插入死者喉部的银针拿出后并没有用皂角水洗过——按宋代著名法医宋慈的《洗冤录》所载，不用皂角水擦洗，无法判定是否是中毒。

　　宋代法医宋慈所做的《洗冤录》，是全世界第一本法医著作。虽然其中一些判定条件在现在来看已不科学，但很多都还是经验的积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指导古代法医的鉴定工作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最终大结局，将在这里揭晓——刑部的汉人尚书桑春荣和满人尚书皂保亲自主持，所有犯人、证人全部到场，在这里当场开棺验尸。

　　在开馆前，刑部尚书桑春荣先请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检验葛品连棺材上的封条是否完好——棺材一路从杭州运到北京，每过一地，就加贴一张封条，没人敢动手脚。

　　此时的刘锡彤已经知道大事不好。在此之前，他已经承认仵作沈祥没有用皂角水擦洗银针，但其他他表示一概不知。不过他的门丁沈彩泉出卖了他，已经承认他受命逼迫药店老板钱坦诬告杨乃武买砒霜一事。

　　由于尸体的皮肉已经腐烂，骨头清晰可见，呈黄白色。旁边老练的仵作一看就做出了判断：绝对不是毒死的，是生病死的。而刘锡彤还不死心，指出了其中几块青黑色的骨头说有中毒迹象，但事实证明那是骨头表面的发霉，锯开后，里面依旧是黄白色。

　　消息传到寺外，围观等候的百姓一片欢腾，奔走相告，连一些驻京的外国记者也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息。

　　葛品连因“丹毒”病死，余杭知县刘锡彤主观判断妻子“小白菜”毕秀姑谋杀亲夫，用刑讯逼供让她妄供出杨乃武，再逼诱药店老板钱坦做伪证，导致杭州知府陈鲁错结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濬依题照结，钦差大臣胡瑞澜复查迁就，最终一错再错。

　　而其中有一点被强调的是：杨乃武与刘锡彤并无私仇，刘锡彤也从未敲诈勒索过杨家。

　　有意思的是，根据杨乃武女儿杨浚后来撰写的回忆录，就在案情水落石出但刑部尚未结案时，已经做到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大发雷霆，去刑部大闹，表示尸体入棺三年，黑毒褪去是非常正常的事，并指出如此“铁案”还要翻，以后地方官谁还敢判案？“谁还敢为皇上做事？”

　　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流放黑龙江。按大清律例，七十岁以上的犯人可以用银钱赎罪，刘锡彤已经年过七十，但不许赎罪；

　　杭州知府陈鲁、黄岩知县郑锡皋、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和龚世潼，全部革职（后面几个都曾被杨昌濬派去“协助”胡瑞澜复审此案）；

　　杨乃武因不知避嫌，与“小白菜”男女授受不清，并且曾诬指县衙何某调戏“小白菜”，杖一百，并革去举人身份，终身不能仕官；

　　民国人黄濬(此人学问不错，但后来成了汉奸）在他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专门有《杨乃武案野史征存》和《杨乃武案公私资料续辑》两章，其中征引的文献有《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也有《清代野记》、《余杭大狱记》、《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政要》等等。

　　在各种说法中，有说杨乃武和“小白菜”确实关系暧昧，邻里都有传闻，有说刘锡彤要“搞死”杨乃武是因为刘锡彤的儿子曾奸污“小白菜”，也有说杨乃武曾经检举刘锡彤贪污敛财，结下仇怨。但这些版本有些有前后矛盾之处，有些缺乏证据，很难成为定论。

　　事实上，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桩冤案的起因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审判官主观臆测，以为自己伸张正义，维护社会风气。结果冤案造成后，为了弥补小漏洞，捅出更多更大的漏洞，最终上升到一个集团之间的层层包庇，乃至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

　　杨昌濬是真的没能力吗？以左宗棠识人之能，如此重用他，甚至在他因此案革职后再次奏保启用他，为收复新疆帮办军务。杨昌濬后来一路做到陕甘总督、兵部尚书，最后官拜太子太保。

　　胡瑞澜是真的糊涂吗？他被革职后不久又被复用，做的职位居然是大理寺卿——专门负责复核案件，冤狱。他如果真的连“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否是冤案都搞不清楚，会让他坐这个位置？

　　丁宝桢是真的昏庸吗？当初他以一个区区山东巡抚之位，就敢斩杀慈禧面前的当红太监安德海，无论是手段还是情商都让人拍案叫绝，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也做了大量民生好事，评价很高。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其实就像是余杭县郊外田野中的一只小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最终导致从江南到京城，掀起了晚清官场上的一场龙卷风。

　　在这场风暴中，从知县到知府到巡抚到总督，各级官员都被动地被卷入了。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本来与这件事并无关系，但都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了将冤案做成“铁案”的一份子——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系统里的：今天保别人，就是今后保自己。

　　随之当然也会引发官僚集团内部的一些斗争和博弈：武功受职的空降湘军集团和举人出身的地方文官集团本身就存在各种微妙的关系——大家虽然同朝为官，但一旦超出各自固有地盘，就会有摩擦产生（当然，浙籍京官也很有可能有出于正义的目的）。

　　而这也引起了作为皇权代表的慈禧太后的警惕：地方势力拥权自大，中央政府难以调动，从江南到四川，官员集团互保互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所以她也正好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敲打一下在江浙一带俨然已自成体系的湘军集团。

　　但慈禧能做的也只能是“敲打”，而不可能再做更多。别的不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除了向外国人借贷外，军费在国内的支撑来源，大多来自浙江和江苏的税收。这也是杨昌濬这批湘军集团的人之后又被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有官场的互保，有政治的博弈，有利益的交换，但唯独没有案件本身应该有的东西：法治。

　　根据民间流传版本，此案昭雪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曾说过一句：“大清还是有青天的！”而杨乃武的回应是：“大的有青天吗？”

　　事实上，这种每逢冤案就期待有“青天大人”的心态，本身就是对法治的最大讽刺。一场最底层的民间冤案最后还能引得最高统治阶层借此拉敲整合，恰恰说明晚清的官僚系统已经病入膏肓，有的只是“人治”，所谓的“法治”早已不存在了。

　　杨乃武再也无法仕官，虽然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申报》主笔，但最终因故只能回家重操祖业养蚕。好在他培育了一种新蚕丝，大受欢迎，晚年家境还算殷实，于1914年辞世，终年74岁。

　　“小白菜”万念俱灰，在俗世间也无人肯收留自己，最后出家为尼，法号“慧定”，晚年种菜养鸡，清贫度日，于1930年圆寂，终年75岁。

　　1、《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揭谜》（陆永棣，《中国审判》，2008年1月5日）

　　2、《历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余刚，《文史春秋》，2007年11月10日）

　　3、《奇案峰回——申报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董少东，《北京日报》，2022年3月22日）

　　4、《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透视清代法律制度》（郑香妞，《兰台世界》，2015年1月18日）

　　5、《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学术史考察与反思》（韩剑尘林晓凤，《中西法律传统》，2013年2月28日）

　　6、《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石泉，《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年5月10日）

　　7、《媒介舆论与司法公正——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耿成雄，《新闻战线、《浅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王烽吉赵欣妍林志文，《法制博览》，2014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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