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霞飞路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当大批巡捕和侦探赶到时，枪手早已消失在夜色中，现场只留下多具身中数弹的尸体。第二天，枪战轰动了上海滩，成为各大报纸的头号新闻。租界当局绞尽脑汁，也未能侦破此案。

　　白鑫是黄埔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1929年调到上海担任秘书。8月24日下午，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远里12号，将在白鑫家中“打牌”的几个人全部押走。

　　白鑫家是的一处秘密机关。这场“牌局”，是的一次秘密会议。围坐在麻将桌四周开会的人，分别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以及白鑫。

　　陈赓通过内线杨登瀛很快查明，出卖党的领导干部的叛徒就是白鑫。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向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企图在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的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向输诚的投名状，并获取一笔丰厚的奖赏。

　　事发当晚，中央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给中央特科布置两项任务：一是启用各种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二是侦查白鑫的行踪，坚决。中央特科倾尽全力出动，陈赓参与指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8月28日清晨，敌人准备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押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下令由陈赓带队，凡是会打枪的特科成员都参加，实施武装营救。当天，几十号人化装成电影公司出外景的摄影队，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附近严阵以待。可惜，营救行动在细节上出了问题：安排运送武器的人来迟了，加上枪内防锈的黄油尚未清除不能使用。陈赓眼睁睁地看着囚车从身边疾驰而去，气得直跺脚。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惨遭杀害。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反对屠杀工农领袖宣言》，号召以实际行动回应反革命的屠杀。

　　彭湃、杨殷等同志的殉难，激起大家对叛徒的无比痛恨。这时，方面为保护白鑫，故意施放烟雾弹，在报纸上散布消息说：白鑫“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中央特科已经查明，白鑫就在上海。

　　经过周密侦查，中央特科确认了白鑫的藏身之处位于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弄43号，这里是他的政治保护人——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市警察局侦缉队督察员范争波的公馆。同时，杨登瀛也传出白鑫将于11月11日离开上海逃往意大利的行程计划。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决不能让白鑫溜掉。中央特科在和合坊周围布下了一张大网，数名“红队”队员装扮成补鞋匠和小商贩，守住弄堂到霞飞路的出口。陈赓租住在紧靠范公馆的27号三楼，严密监视白鑫的举动。周恩来亲自到和合坊观察现场，确定了在白鑫动身那天将其处决的行动计划。

　　11日晚11时，东躲西藏了两个多月的白鑫，终于在和合坊43号的后门口出现了。他在范争波兄弟以及保镖的簇拥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码头的汽车。陈赓率领“红队”队员一拥而上，数枪齐发。白鑫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拔枪抵抗，一边夺路逃命。陈赓等人紧追不舍，终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在71号门牌前。

　　上海滩报界对霞飞路锄奸行动大肆渲染。《申报》称此为“暗杀巨案”，外文报纸使用套红标题《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把枪战描绘得有声有色。上海租界当局和反动派为之心颤胆寒。

　　1930年，中央决定5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集中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将近50人参加。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中央特科全体动员，提供情报和政治保卫，确保会议顺利召开。特科领导斟酌再三，最终把会址确定在派克路和白克路口附近。那里地处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英国人开设的卡尔登戏院也坐落于此。陈赓派人在卡尔登戏院的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小红楼，用情报科成员、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的名义，临时开办了一家“达生医院”。一楼是接待室、门诊室和药房，二楼和三楼是代表住宿的“病房区”，四楼是会议厅。

　　陈赓和同志们商议出了严密的保卫流程。各地代表抵达上海，先由特科成员护送到旅馆住下，经审查后，换上适合各种身份的服装，作为“病人”送进“达生医院”。开会之前，医院里医生、护士、杂役一应俱全，治病施药一如平常。开会当天，代表们才能进入四楼会场。为防止出现突发情况，陈赓还设计好了迅速转移的通道。他们把紧邻小红楼的另一处朝向其他街道的楼房也包租下来，两楼楼顶之间预备木梯。一旦敌人包围会场，代表们可以从红楼的楼顶爬过木梯转移到另一处楼房，然后通过与楼房联结的另一条喧嚣大街撤离。

　　对手也没有闲着。会议还在筹备阶段，风声就传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认定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核心以及工农红军指挥中枢的大好时机。但是，情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于是熊式辉招来了手下的所有密探、特务，当场开出50万元的巨额赏金，命令他们将确切的会期、会址侦察清楚。熊式辉断定，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一定会选择在租界里。他授命手下的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与巡捕房一起联合办案，深入租界腹地重点查访。

　　5月20—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小红楼里秘密召开。会议期间，陈赓装扮成算命先生在医院门外的路边摆摊坐镇，特科成员则化装成小商小贩、黄包车夫在周围游走，担任警戒保卫，并不时来到陈赓的“摊位”前“算命”，暗中报告周围情况。

　　就在此时，宋再生带着捕房包探，有门必入、有人必问，搜索区域步步逼近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5月23日，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宋再生和手下距离会议地点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次日，宋再生带着大批宪兵和捕房包探冲进小红楼时，一下傻眼了。一夜之间，这里居然人去楼空，代表们被安全送出了上海。新开的医院又神秘地消失了。

　　在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召开重要会议，近50名参会人员居然来去自如，这让熊式辉暴跳如雷、大惑不解。博乐体育多年后，谜团解开，原来熊式辉的密查员宋再生是陈赓派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在陈赓的巧妙安排下，内线外线密切配合，让敌人破坏组织活动的企图又一次落空。

　　4月25日，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手里掌握着中央秘密机关的确切地址以及同志的隐蔽住所等核心机密，还熟悉所有的接头暗号和电台密码。他的叛变将给党中央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损失。对此还毫不知情的中央危在旦夕。

　　幸好，安插在中统的情报人员钱壮飞及时截获了这一绝密情报，派人赶赴上海报告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周日早晨，李克农听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感觉事情紧急，必须立即找陈赓。当天并不是约定的接头日子，李克农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陈赓，报告了此事。陈赓很快汇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立即组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陈赓率领特科成员连续作战，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将所有中央重要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切断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了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尽量降低其叛变投敌造成的损失。特务头子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但是，隐蔽战线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顾顺章叛变的严重影响。1931年5月，周恩来报请中央批准，迅速改组了中央特科。

　　为了保护陈赓，1931年6月，党中央决定陈赓一家到天津考察能否开展特科工作。不久，党中央派陈赓前往鄂豫皖苏区，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1931年9月，陈赓告别了上海滩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投身到与敌人浴血奋战、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在戎马倥偬中成长为威震天下的一代名将和著名军事家，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国防军队建设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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