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午时分，整个菜市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但凡是老北京都知道，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因为要有人头落地了。

　　但这六个被后世称为“戊戌六君子”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却并非是都是“康党”。

　　康广仁，1867年生人。1898年春，31岁的康广仁随梁启超一起入京，协助康有为做一些文书整理工作。作为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自然是站在康有为这一边的，支持维新变法。不过，康广仁除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八股文”之外，他的政治主张比康有为要温和许多，甚至有不少地方并不同意自己哥哥康有为的做法。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应该说，康广仁用五个“太”来形容康有为，且冷静分析出一个“而上又无权”的大背景，眼光还是比较精准的。

　　康广仁其实已经看清了维新派在顽固势力面前的孱弱，所以一直在劝康有为先离开京城，广开学馆，培养维新人才，再等待下一波维新变法的时机。但康有为一直不听。

　　维新失败，慈禧下了逮捕令，康广仁一度认为自己是不用逃跑的——我又没干什么，无非也就是帮忙协助起草文书之类，打个酱油而已。

　　但他毕竟是康有为的弟弟。在康有为已经率先逃跑的情况下，他是必须被用来“垫刀头”的。

　　不过，按当时看守他们的狱卒刘一鸣回忆，康广仁被关在狱中时以头撞壁，痛哭失声：

　　当然，这段回忆是汪精卫说刘一鸣转述给他的，真实性待考。但即便为真，也并非康广仁的人生污点，只是人之常情，有所感叹而已。

　　杨深秀名列“康党”第二，其实也有点奇怪：他并非像康广仁那样和康有为有亲戚关系，也不是像剩下四人那样，都是光绪帝亲手提拔的“军机四章京”。

　　他被列入“砍头”名单，一方面因为他确实力主维新，但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一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

　　杨深秀1849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杨深秀是标准进士出身，在1897年担任了山东道监察御史，大致相当于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和纪委书记。

　　1898年春，博乐体育杨深秀认识了康有为，由于他本身一直主张要“维新变法”，所以很快与康有为互引为同道。

　　光绪帝虽然久思变法，但正式下令变法所依据的折子，就是杨深秀上的折子（“若审观时变，必当变法”）。在“百日维新”中，杨深秀一共上折17件，全力维护维新变法，甚至不惜弹劾阻挠变法的人——必须承认的是，他不少折子背后策划人乃至起草人，其实是康有为。

　　但杨深秀并非康有为的“无脑传声筒”，只是因为康有为的主张和自己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赞成维新变法的。

　　然而，尽管杨深秀在“六君子”中年龄最大，却颇为激进，他的一些言谈举止，已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当时另有一名御史叫文悌，初与康有为互相欣赏，后因观点不合交恶，上奏折攻击康有为，其中提到杨深秀受康有为“蛊惑”，“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

　　“骆丞”就是骆宾王，当年骆宾王帮造反的徐敬业写了一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声讨登基称帝的武则天——在当时的朝廷上，谁是“武则天”，大家心知肚明。

　　不仅如此，待到维新变法陷入危局，慈禧准备“秋后算账”之时，杨深秀非但不愿像其他人那样做鸟兽散，反而还要上书请慈禧“撤帘归政”（《清史稿》引康梁叙述），甚至还四处联系愿意“勤王效忠”的军队，深度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

　　1875年生人的林旭其实是少年得志，且按当时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前途无量的。

　　林旭是福建人，自幼就以“神童”闻名，聪慧好学，博闻强记，一直被众人看好。到了婚娶的年纪，在长辈的主持下，林旭迎娶了沈鹊应——沈鹊应的祖父是晚清名臣沈葆桢，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被追封“太子太保”。

　　作为沈葆桢的孙女婿，林旭在随岳父沈瑜庆游学武昌的时候，又结识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可谓是拥有了一个在当时堪称显赫的家族群和朋友圈。

　　林旭18岁那年乡试高中榜首，入京会试，两年不中，遭遇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遂投身维新变法。

　　至少在1897年的时候，林旭对康有为还是有点“刻意保持距离”的，因为论家世人脉，林旭并不缺，论维新思想，博乐体育陈宝箴等人的洞察其实要比康有为更为老到和深远。但到了1898年的时候，林旭欣然拜康有为为师，成为了他的学生。

　　这倒也并非因那一年康有为已深得光绪帝赏识，林旭有“投机”之想法，而是林旭发自内心是支持变法维新的。

　　林旭当时其实还有一大优势：他后来又成了当朝权臣荣禄的幕僚，受荣禄举荐才担任“军机章京”的。

　　“军机章京”，被称“小军机”，可以说是军机大臣的跟班，但官衔虽不高，位置极为重要，在慈禧控权的背景下，这套幕僚班子堪称是光绪最倚靠的，做得好的话，谁都知道前途无量。

　　荣禄把林旭放入“军机章京”的班子，自然也有“安插”眼线的考虑，而光绪愿意接纳林旭，一是他也需要照顾慈禧的情绪，在自己班子里平衡一下满汉关系（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也是满人），二是林旭也确实是有才华的。

　　由于颇有才华，林旭常常自己拿主意，对军机章京里的一些老前辈颇不尊敬，有一次甚至指挥自己的前辈继昌拟稿，结果继昌不堪受辱，大闹军机处，最终还靠荣禄出面，两边说和。为此，荣禄还专门写信劝林旭要“虚怀下问”。

　　虽然林旭对于变法很有激情，但由于锋芒太露，他在军机处以及一批老臣面前落下个“年少轻狂”的评价，这种氛围对他而言其实是很危险的。

　　变法事败之际，林旭对于是否应该逃跑，还是有犹豫的：自己只是参与变法图强，并无造反之意，甚至他在与同乡郑孝胥商议对策时，自觉未必算是“康党”。

　　按那位狱卒刘一鸣的回忆：在被抓进来的六个人中，林旭年纪最轻，相貌最俊，在狱中依旧时时面带微笑。

　　他们都是受人举荐进入军机处的，而他们在当时很多人看起来都颇为冤枉——一是他们进入军机处时间很短，二是作为“康党”的他们，其实都不太认同康有为的观点和做法。

　　杨锐1857年生人，四川人，和哥哥杨聪素有才名，被称为四川的“苏轼和苏辙”。他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很早就进入了张之洞的幕府，深受赏识，成为张之洞最信赖的亲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之洞递上去的奏折，都是出自杨锐之手，有很多事情，张之洞甚至是“托锐不托子”。

　　1895年，杨锐开始长期在北京工作，其实就是充当张之洞的“驻京办主任”，了解朝廷的动向，负责沟通和协调。“戊戌维新”开始后，张之洞希望他能进入核心层为自己掌握最新进展，所以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让杨锐进了“军机四章京”的小班子。

　　杨锐是支持变法图强的，也带头参加过“公车上书”，但他看不惯康有为，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一度曾写信给张之洞，称康为“缪妄”（张之洞曾欣赏康有为，后称康为“贼”）。

　　即便对自己的同事班子，杨锐也是有看法的。他曾私下里评价谭嗣同为“鬼幽”——谭嗣同与康有为等议事，总是要避开他和刘光第；称林旭为“鬼躁”——认为他年少毛躁。杨锐曾和谭嗣同有过多次公开的争执。

　　与荣禄不同，张之洞为自己这个亲信幕僚几乎是拼上了身价性命：托上了自己所能托的所有关系为杨锐求情，并在9月27日晚亲自致电荣禄，愿意以自己百余口家人的性命作保：杨锐不是“康党”。

　　刘光第1859年生人，自幼家境贫寒，发奋苦读，最终也中了进士——他和杨深秀是“六君子”中唯二的进士出身。

　　不过，由于刘光第清廉刚正，不喜钻营，所以一直过得两袖清风，官运也很一般，在刑部担任六品官员很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

　　变法开始后，和杨锐一样，刘光第也是张之洞请托陈宝箴举荐进入军机处的——不过，刘光第并非张之洞的亲信。

　　在进入变法核心层后，刘光第渐渐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帝党”和“后党”的争斗，他认为“变法”其实正在蜕变成为一场“新旧党人”的党争，而他自己自认并不归属任何一派，只是想参与变法图强。

　　刘光第也不认同当时光绪帝把所有改革措施绕过军机处大臣，直接和“军机章京”商议的做法，认为这会加深矛盾，但自己却又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方法。

　　至于康有为的不少观点和做法，刘光第也是不认同的，但他有一件事做得颇为磊落：

　　当时湖南有一批守旧分子罗织罪名上奏，请求诛杀康有为和梁启超。那天正好是谭嗣同和刘光第在军机处当班，谭嗣同逐条批驳那个奏折，并最终愿以自己全家百口签名作保。刘光第虽然平时不全认同康有为，和谭嗣同也有过意见不和，但他主动申请加上了自己的名字一起作保，当时让谭嗣同刮目相看。

　　变法事败被捕后，刘光第并非张之洞亲信，所以并没有人大力营救他，但他还是比较泰然的。这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刘光第在刑部做事多年，深谙大清律法：

　　事后，朝廷派人去“康党”刘光第家抄家，发现了一封刘光第之前还没有写完的奏折。

　　如果站在慈禧的视角，那么在“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确实是最“不冤”的：从头至尾，他就是要改革，甚至是要革命。

　　谭嗣同1865年生人，是“戊戌六君子”中家境最好的——他的父亲是堂堂湖北巡抚谭继洵。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大家其实很熟悉了：这名“官二代”没想着好好继承家业，顶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缺，办学堂，倡维新，求变法，直到1898年8月，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征召入京，成为“军机四章京”中的一员。

　　如果仅仅是参与维新乃至鼓吹维新，谭嗣同不至于落到人头落地的地步，关键还是在维新运动进入艰难时刻时，以谭嗣同的豪情和胆魄，直接参与了“围园杀后”计划——尽管袁世凯和相关人士之后的回忆和叙述对这段过往含糊其辞，但从多方证据来看，这段历史可能是存在的：

　　谭嗣同秘密找到了袁世凯，希望他能够起兵杀慈禧勤王，而袁世凯权衡再三，最终向荣禄告密，东窗事发，谭嗣同和整个维新党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按梁启超著《林旭传》，当初林旭曾劝谭嗣同勿信袁世凯，写诗给他：“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本初”是东汉末年枭雄袁绍的字，而“千里草”意指董——林旭的意思是宁可去求助当时统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也别相信袁世凯。

　　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通过中学课本都很熟悉了，谭嗣同做了两件让人感慨不已的事。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注：历史学家黄彰健认为原句应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为梁启超后改）

　　事实上，谭嗣同虽然是“戊戌六君子”中最铁杆的“康党”，但他的思想其实比康有为要更进一步：

　　康有为至死捏着一张“保皇”的底牌，而谭嗣同的眼界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大清”，放在了“中国”这个层面。

　　北京有一家药店，叫“鹤年堂”，掌柜王圣一素来暗自敬佩维新派，他出于人道，配了会让人服用后周身麻木的“鹤顶血”，让人分发给这六个人。

　　他似乎想向监斩官刚毅喊上什么，但因为喉咙被绳子勒得太紧，没喊出来。刽子手手起刀落，头颅落地，热血喷涌。

　　林旭因为是沈葆桢的孙女婿，得到了唯一优待：可以穿官服受刑。行刑前，林旭希望刚毅能让他说几句话，刚毅不允许，林旭便不再坚持，脸不变色，从容就义。

　　“按祖制，就算是强盗临行前喊冤，也要重新审讯。我们死了没关系，国体怎么办？祖制怎么办？”

　　康广仁就义后，暴尸两日，最终由广州的“广仁善堂”为之盛殓，在荒郊立一义冢。直到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带光绪“西狩”，才有人在原先的无字碑上刻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杨深秀的遗体，由其长子在山西同乡的帮助下收敛回乡，缝了八大针才将头颅和身体缝合。由于杨深秀为官清廉，杨家也无力厚葬，最终在老家将他草草安葬。

　　杨锐和刘光第的遗体，由四川老乡、时任四川矿务商务大臣李徵庸以及御史树楠代为买棺材收敛，并出资让人一路送回四川老家。

　　林旭的遗体由叔父运回老家福州，因当地习俗，暂时停放在东门地藏寺，结果却遭遇福州不少民众围攻，更有人把烧红的铁条捅入棺木。他的遗孀沈鹊应终日以泪洗面，最终在1900年抑郁而终。她的父亲最终将沈和林的遗体合葬。

　　谭嗣同就义后，尸首分离，但双目始终圆睁。他家“浏阳会馆”的管家刘凤池一直在现场，趁午夜无人之际悄悄将谭的遗体扛回会馆，买棺木收敛。第二年，将谭嗣同的遗体运回湖南浏阳老家。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在儿子被捕期间，没有出头做任何事情，只是最终为儿子做了一幅挽联：

　　小时候，最喜欢的朝代是三国，觉得群雄并起，烽火逐鹿，非常过瘾。之后开始有过更迭，比如喜欢唐朝的强盛，宋朝的繁荣，也羡慕过春秋时期包容开放的百家争鸣，但一直很讨厌一个时期：从晚清开始的近代。

　　那是一个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时代——“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激烈剧变时代里，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痛苦，他们彷徨，他们激昂，他们热血。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的矛盾、挣扎、坚定、信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放大。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去回看那些事，那些人，确实能得出一些看上去很正确的结论，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境地：

　　谁知道未来的历史如何走向？谁知道拯救中国，让中国富强的正确道路究竟在哪？

　　“戊戌六君子”就是这样。这六个人，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康党”头衔，但其实六个人的观点和政见并不一致，甚至有几个人还彼此看不顺眼，甚至相互攻击。

　　不仅仅是他们，包括梁启超，乃至康有为，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思想转变过程，还有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却最后保皇的严复，醉心“帝王术”要提倡复辟但最后却冒着杀头危险在严重的中秘密加入中国的杨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样的人有很多。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人的故事，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唏嘘，甚至有些情节会觉得有些荒唐可笑，但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恰恰是通过这些历史，我们能感受到前辈们用前仆后继的牺牲探索出来的道路是有多么不易。

　　谭嗣同的父亲给儿子写的这句“昭雪在千秋百世”背后，其实是包含着他的希望的。而结果应该也是符合他预期的，甚至根本不用“千秋百世”。

　　1、《维新旧梦已成烟——戊戌六君子之死与晚清“自改革”思潮》（王夏刚，《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2008年）

　　2、《戊戌六君子的“排名政治学”》（羽戈，《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转引自“澎湃新闻”，2019年1月17日）

　　3、《“戊戌六君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理念分歧 》（言九林，“短史记·腾讯新闻”，2020年7月3日）

　　4、《谁料理了“戊戌六君子”的后事》（心语，《炎黄纵横》，2015年04期）

　　6、《悲戚的“戊戌六君子”身后事》（赖晨，《文史博览》，2014年11期）

　　7、《“戊戌六君子”流品不一》（郑小华，《领导文萃》，1999年09期）

　　8、《殊途同归：戊戌六君子的人生轨迹》（吉辰，《中外文摘》，2018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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