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武是革命老区。1935年4月11日至6月5日，红四方面军长征转战平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与军队展开了涪江河防等军事斗争。平武各族群众积极支援红军，青壮年男女踊跃参加红军，全县长征未归者高达一千一百多人，平武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七十多年过去，由于档案资料严重缺乏，红军时代留存的史料十分稀缺。自2011年5月，在县委党史办组织下，我们走村串户，访问知情人，搜集到少量关于红军历史的口碑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因时代久远，见证人都年岁高迈，记忆不是很清楚，而所访问的回乡红军的后人也只是“耳闻”，“二次转述”更易失真，这些口述史料肯定不能确保为“信史”。但是，在红军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博乐体育能采写一些口述材料，毕竟比大片大片的空白要好得多。

　　我们见到的年岁最高的亲历者是席瑞章，他生于1918年，家住徐塘羌族乡海棠村。他住的老屋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红军曾在此开设医院。我们对他的提问，主要围绕他的亲历亲见，在整理他的答话时，尽可能保持原话。

　　我家有三姊妹。老子烧烟，没把儿女当人。除小娃外，好多人都抽烟。民国十八年分大家，我十二三岁就做活路。家里穷，是佃户，跟地主三七分成，佃农占七成，不够吃。老子会医生，对我们不好，说我瓜痴。红军来，老子不在家，他在平武。红军给他指了一个药铺，叫他开药铺。我家穷，红军来，我没跑。红军在我家开医院，医生有七八个，都是男的。从豆叩抬来伤员，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伤病员。用的是西药，给老乡医病不要钱。我从家里搬出来，在沟边搭窝棚住，照样挑粪做坡上的活路。红军主任李天焕来过，到处贴标语，动员我参军，我没去，因为家庭拖累。有钱人藏起来了，红军进老林搜。两股红军部队在林里看不清楚，误会了，相互打起来，打死了一个人。我的二老子是有钱人，把他给搜出来了，他的儿子是团丁，红军把他的腊肉没收了，押他到三圣庙公审，他装死狗不走，红军就把他在路边打死了。红军走了后，还乡团整游击队，团丁队长潘宛中有六十多杆枪，杀了十几个红军游击队和苏维埃人员。

　　南坝镇古龙村的武福兴也是红军历史的见证者。2011年6月，笔者去访问时，他已经92岁了。令人感喟的是，过了两个月，这位老人去世了。武福兴讲述了他的见闻，着重谈了回乡红军陈广发和流落红军“苏瓜子”的情况。

　　中央军驻河对门，红军驻南坝。听到说“霉老二”（指红军）要来，我们都从团结村往桥头跑，我还给地主背娃儿。南坝的团防队没去桥头，管团防的党世治吓得把枪撂了。红军跟着到桥头，童子队在天黑时过的。来了三个女红军，叫我去参军，我说只有一个老的，博乐体育不去。她们没强求我去。我就藏在桥头屋里，没出来。红军叫我的父亲背东西到三圣庙。红军走了，我们从桥头往回走，在木子岭看到四个人，被团防队杀了的，身上一根线都没得。听说他们是帮过红军的。我的舅舅姓文，叫“幺老爷”，在巩固参加了红军苏维埃，被南坝团防队长唐寅初抓住，给割了一只耳朵。

　　陈广发是在1953年回来的。当时，我到县上开会，他的大儿子介绍我们认识。他到公安局报到，证件齐全。他不到红军院，住自己家里。他的老婆是瞎子，爪手子，死了后，他独居。他睡席子，说“比过雪山草地好多了”。“”时，他把养的鸡拿到供销社，要支援国家建设。打大岩（指修团胜大堰），他捐了钱。

　　苏子剑（音）［退休教师张启明又说此人名叫苏世瑞（音）］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红军走后，过了一两年，史炳全（音）两口子把他带到南坝来的。史炳全是江油底下的人，是的兵，当了排长，史炳全说：“（苏子剑）救了我，（他）是红军营长。”据说，先是苏子剑抓了史炳全的俘虏，把史炳全放了。抓人当兵，史炳全没跑掉，又当了国军。苏子剑在江油城（今武都镇）外，被炮弹炸了，耳朵震聋了，碰巧被史炳全救了。史炳全做小生意，大概在解放前头几年，史炳全两口子走了，把苏子剑撂在南坝，苏就靠担水卖来维持生活。苏子剑中等个子，脏得很，听不到人家说话，街上的人都喊他“苏瓜子”。解放后，程明高在南坝派出所工作，他调查确认，说找到了证据，苏瓜子是红军。到处的人家不要苏瓜子住，他就跟着我。我去找程明高，程明高叫我管。我在家里给苏子剑隔了一个小房间，乡上每月给他拿了12元生活费。公社会计向金本、谭德玉知情，要我把苏子剑供养到死。他的岁数比我大点，问不到他家的地头，也一直没人来找过他。他是在八几年死了的，乡政府出钱安埋了他。

　　老实说，我们觉得，苏子剑的红军身份存在很大疑问，但是，镇上上岁数的人，大多认可他是红军。古龙村葛麻岩的徐生玉（志愿军老兵，2011年时86岁）说：“苏瓜子是炮弹震了的。流落红军，部队的。他不参加劳动，在大众食堂吃饭，由我们葛麻岩生产队负责结账。他是外省口音，能用棍子在地上划字，写的是‘好’。”徐大爷还说，当地黄先贵的哥哥、严平山的父亲、沙湾严平中的父亲、杨白芳的爷爷都是红军。在大集体那阵子，每到过年，政府把红属名单给民兵连长。徐大爷是民兵连长，他要到各家收两个鸡蛋、1角钱，组织民兵，敲锣打鼓给红属送去，表示慰问。在武家道角，一个60多岁的老汉说，他当小孩时，看到苏瓜子在叮当泉挑水卖，每挑水卖1分或2分钱。还有一个人也靠挑水卖钱，他不准那人抢他的生意，还要打人家。社员都喊他“苏营长”，他要答应。这位老汉还讲起他母亲在世时讲述的情况，何家坝成立苏维埃时，红军把有钱人家的猪杀了，全街的人都去吃肉。退休教师张启明也说苏瓜子是红军营长，在炮战中被震傻了。张启明年轻时长期在团结村当民办教师，认识陈广发，下面一段话是根据张启明的口述整理的。

　　陈广发身材不高，约一米五几，瘦。他把转业费拿来在信用社买股。下放伙食团（1961年），他在互助（村）七坡基（社名）砍火地，种了几十亩庄稼。粮食要成熟了，他独自搭了窝棚守野猪。他在大队做报告，讲他当兵的经历。当年，他给朱总司令喂过马。过草地很艰苦，当炊事员和马夫。他没文化，是干部教他认字。（上世纪）60年代，他自己购买收音机，到公社内各社队放，做宣传。七八十岁了，他在县内到处讲革命故事。平武背篼剧团编演过他的事迹，是车灯戏《歌颂老红军陈广发》，我还记得两句：“南坝有个老红军，家住互助小山村，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南征北战杀敌人，荷花闹海棠。”

　　为了详细了解南坝红军陈广发的情况，我们找到了退休干部何乃信。何乃信是陈广发的外孙，2011年满68岁。他很为自己小时候玩耍弄丢了外公的证章而惋惜，说家中还珍藏着外公的一张照片。何乃信的讲述多是外公陈广发生前的闲谈和自己的见闻，可信度高。

　　我的外公本来不姓陈，原名叫刘福银，是响岩青山村朽石垭的人。他当抱儿子，抱给南坝团结的梁家，改名叫梁成贵。婚后，生了我的妈，取名梁玉珍。我妈12岁时，外公就被拉了壮丁，大约是在1934年。在军队里约摸干了五个月，他逃出国军，参加了红军。据他说，他是听老百姓说红军对人好，他才投红军的。在红军部队里，有一个战友叫陈广林，对外公很好，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广林就给外公改名叫陈广发。

　　在延安，杨占山（平武阔达回乡红军）给毛主席牵马，背文件口袋。外公煮饭。没烟抽，外公找来兰花烟杆杆，用刺刀刮成碎末，毛主席还夸这烟不错。在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白天挖地，晚上砍树搭棚子。

　　解放后，他到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1953年回乡，当过县人委委员、县人民代表、县法院人民陪审员。回乡时，除了政府补助的粮食，他还领到4500元钱。自他回来，自己动手修房子，周围的人都来帮工，修了三间房。他非常节俭，打绑腿，穿草鞋。见不得懒人和做坏事的人、骂的人。

　　外公爱劳动。在牛圈坪沟里砍火地，早上天不亮出门，天黑了才回家。在坡上吃冷馍馍，喝冷水。爱唱山歌，声音好。“唱歌，做起（活路）有兴趣，惹大家高兴。”说话很干脆，开口就是命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下没电，没广播。他买了大收音机，一块大电池有几十斤。晚上，他让大舅背上收音机和电池，他拿电筒照路，到全大队巡回放收音机。放之前，他总要说：“你们认真听，了解的政策。”乡上晓得了，拿到乡上放，不到两三年，把收音机整烂了。他赶场，抱怨“这个街上冷秋巴淡的”，于是又出钱600元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两个大扩音器，安装在乡政府门口电杆上，在乡政府建了广播室。小学修戏台，他又捐了600元。有一户姓徐的人家，穷得没房住。外公出钱，叫生产队在河坝修磨房和养猪场，共修了三间房子，让那家人搬到磨房住，看磨养猪，两全其便。

　　1964年，南坝区开始修团（结）胜（利）大堰，既通路又通水。修到1965年下半年，缺钱买炸药，只好停工。外公没听到放炮，问我是咋回事，听说区上没钱，叫我马上到银行取了3000元，送到区上，解决了炸药、雷管和火线的资金难题。

　　他有病了，喜欢叫当过军医的傅孝绪给他看病。他信得过军医。政府也要安排我去照顾他，送上米面和肉，等他病好一点，我再回去工作。大约在1967年，部队来信，说他的通讯员冯凯死了，他很悲伤，哭了几天几夜，不吃茶饭。1969年，外公去世。他养了3个子女，大女子梁玉珍，二儿子梁学义，三儿子梁学富。三儿子从土改以来就当村干部，直到去世前。

　　在南坝，我们访到杀猪匠刘仁平，他是老红军刘洪贵的侄孙子。刘仁平讲了刘洪贵参加红军的趣闻。刘洪贵是江油河西人，跟着叔叔刘玉廷学木匠，从江油到平武做手艺。有一天，在豆叩干活，不晓得为了啥原因，刘洪贵被刘玉廷拿木工尺打了两下，他负气出走，当了红军。后来，刘洪贵在宁夏军区任过职，在温江、成都等地干休所休养。2008年五六月份，刘洪贵去世。

　　平南羌族乡得名于红军在此成立的平南县苏维埃政权，至今还存留着三圣庙和红军桥等红军遗迹。三圣庙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退休干部刘子清的家就在三圣庙附近，因为他的祖爷刘成兴是当年平南县苏维埃副主席，他的父亲也常给他讲与红军相关的事情，他对红军在平南的活动有一些了解，特别是还乡团残杀红军的情况，有一些细节叙述。

　　1935年，农历三月初六，红军到平南。在这以前，有穿便衣的红军来侦察。在豆叩有三四百红军，是李天焕的部队，听平南指挥。红军主要是从桂溪过来的，有一部分从里加坝翻山过来，大约来了八九百红军，背包扛伞，还有背着娃儿的女兵，也有伤病员。地主、土豪早就跑了，因为听了谣言，老百姓也躲进深山老林。红军占了三圣庙的田坝，开大会，写标语，凿石碑刻标语，在风雨廊桥上架起机枪，防止敌人偷袭。红军政治部的番号是丙二。红军遵守纪律，不扰民，主要住在庙子和地主家的房子（薛文华、刘明坤、熊光烈几家）。那时，三圣庙很大，现在只剩山门了。上油坊住警卫人员，火神庙也住警卫部队，在苦竹盖设了兵工厂，制币厂在街上。红军一来，就下乡找群众，给穷人治病。那阵有好多人得了疟疾，红军在林里找到群众，免费给大家治病，治好了“打摆子”的瘟疫。打土豪，分田地，把富人的银元没收了，分给穷人。成立县苏维埃那天，桥头、豆叩、平通都有人来，聚集了一千多人，很热闹。成立大会上，红军杀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匪。

　　农历四月二十八，红移走了，剩下几十人。平南参加红军和给红军背东西的人，大约有六七十个，好多走到卢包树（平武锁江与北川交界处）和土门（属茂县）又跑回来了。我爷爷刘荣富跟红军走，背粮，回来后不敢出来。任义珍、任义堂是地主，还乡团骨干。还乡团把抓到的红军关在磨房里，用绳子把一个个人串起来，押到四梁上，挖了一个大坑，用梭镖乱戳。他们杀流落红军、本地参加红军的家属和给红军报信的人，都坝、贯岭、平通、三桥的人都弄到这里来，杀了三百多。剩下两个女红军，一个叫李秀英、另一个叫陈仕芬（音），很年轻，都是巴中人。开明地主薛文华把她们藏在自己家里，叫她们给自己雇来放牛的两人当媳妇，把李秀英许配给周安仁，把陈仕芬许配给任义定。任义定不敢要女红军，薛文华就把陈仕芬嫁给坝子乡的一个长工了，让长工带陈回了坝子乡。红军留下的标语碑，被任义珍打烂了一部分，有老百姓藏了几块在三圣庙的土墙里，直到“文革”破四旧打庙子，发现了红军的碑，庙子也不敢打了。陈保正是当地大爷，我的祖爷是陈家的佃户。祖爷和一些帮过红军的人藏在老林里，几个月不敢回家。祖婆晓得陈保正爱吸，就把家里藏的一钵碗给陈保正送去，向他求情。陈保正收了烟，很喜欢，说：“我的佃户不准任义堂惹。”陈保正派亲信把任义堂接到上街陈家喝茶，给任家兄弟说，不许杀藏在老林的人。这样，保住了游击队队长刘海清和莫远全等人的命。

　　后来，任义堂与薛文华发生矛盾，任义珍暗算薛文华，没有成功。薛文华的女婿刘子骥（桥头地方实力人物）设计报复，杀了任义珍。解放后搞土改，人民政府了任义堂。任义堂的民愤大，有人用刀砍他的尸体。女红军李秀英生活在平南，六七十年代，有部队进山拉练，还请她给官兵们讲红军故事。到八十年代，落实流落红军政策，李秀英也领到了政府发的生活补助。

　　解放后，革命成功回到家乡务农的老红军有陈广发、蒲秀邦、杨占山、龚长贵等人。2012年2月15日，我们在古城街问了龚长贵的儿媳王秀珍，了解到龚长贵回乡后的生活。王秀珍至今精心保存着龚长贵复员的资料，还有复员时在北京与战友的合影。1950年10月16日，直属机关部队复员委员会批准龚长贵复员。复员档案的原文如下：“龚长贵，54岁，平武县水田河人，1934（应为1935）年在本县参加第四方面军军官处，任排长；1936年到1947年，在延安行政科；1949年到修办处当保管员；在延安因工作积极得过小的物质奖励（手巾、肥皂）；本人对今后工作意见是，分点土地，参加劳动，增加生产；工作评定：可作农会工作或副村长；生活补助：应领土地补助粮11900市斤；工作鉴定：对工作认真负责，如验收材料，照样收货，按实有数清点，非常认真。”经历了六十多年岁月，照片早已泛黄，文字的墨迹也淡了。让王秀珍惋惜的是，龚长贵有一张跟毛主席的合影，在“文革”时被坝子公社的一个干部要去，却没有归还。

　　（龚长贵）是梓潼人，小名叫龚元元，生日是农历九月二十九。他10岁那年，梓潼发生瘟疫，他的父母都病死了，独自流浪，走到平武五龙庙的一块燕麦地，被好心人收留，当了人家的放牛娃。红军来了，他给红军背东西，参加了红军。第三次过草地，他去拉（陷入沼泽的）战友，腿子中毒，但医好了。他说给毛主席煮了一年半时间的饭。他没文化。刚回来，在水田乡政府当了乡长。吃过饭，人家叫他开会，他说：“你们讨论，我去洗碗。”找朱成珍做老婆，没有亲生子女，引了朱成珍的亲侄儿当养子。在乡政府没干到三年，就回乡下务农，把家建在坝子秋林的山上。

　　我在六几年嫁到龚家。他随时说部队的事，教育我们：“不给国家找麻烦。”他很节俭，特别惜疼粮食，常常回忆长征过草地的艰苦生活。见到失落的粮食，都要捡起来，哪怕是一颗菜籽、麦子。从来舍不得倒剩饭，热天，饭菜放馊了，他也要吃。喂猪，舍不得多拌麸子皮，念及人都吃不够，哪给猪吃好的。他喜欢孙儿，不准我打骂娃儿。从秋林村到坝子街上去赶场，要走二十多里山路。赶场的头天晚上，他先把火烧馍烧好，免得在街上花钱打馆子。孙子跟着他上街，闻到饭馆里的面香，直流口水。他既不忍心孙子吃不到面，又舍不得钱，就花一角钱买了半碗面给孙子吃。他从部队带回来的军大衣，穿旧了，拆开，给孙子弹了棉絮。军用水壶，他送给了一个过路的老头，还把旧衣服送给那老人。不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不借东西给别人，常说：“借铜莫借铁，借了蚀一截。”他爱做活路，老了，就在园子里扯草。有一回，割草时，被长虫咬了。县上民政科每月给他发3斤清油、3斤猪肉、两斤白糖，还有70元钱。他活到85岁去世。

　　在坝子秋林村，年龄在40岁以上的村民都记得龚长贵，任廷绪（74岁）又给我们讲了龚长贵生活中的几个细节。

　　1956年，集体养柞蚕。龚大爷跟我们一起出工，每天天麻麻亮，他就扛起竹响刷，上山去撵啄蚕的鸟。连着60多天，他没耽搁。有一年，应该是“”的时候，县民政科牵头，集体给老红军修房子，每个队都抽调了木工，我也来帮着解（锯）木料。吃了饭，我发现龚大爷收拾桌子，要花好长时间。于是，我跑去看，才看到他把洒落在桌子上的饭菜渣渣都捡起来，喂进嘴里吃了。这以后，我们吃饭就很小心，生怕掉了饭菜渣。大山队开办了小学，学校有时会请龚大爷去讲革命故事，他从来不推辞。

　　2014年11月，县委党史办新编的《红军在平武》出版发行。有读者向笔者反映，《红军在平武》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平武籍老红军，他的名字叫汪国忠。笔者上网搜索到汪国忠的词条，记述十分简单，但注明了汪国忠是平武籍红军。笔者根据那名读者提供的线索，走访了垭头坪的严道怀和南坝街上的严明华，他们都是汪国忠的亲戚，并与远在辽宁锦州的汪家保持了联系。严道怀说，汪国忠本名严在唐，出生地是垭头坪村，因为家境贫寒，12岁时给响岩镇草鞋沟汪姓人家当抱儿子。笔者与汪国忠儿子汪明伟取得联系，得到汪国忠的相关资料和照片。现将汪国忠的生平简述于下：

　　汪国忠生于1920年3月，1935年4月参加红军，1938年8月加入中国。历任红四方面军公务员、援西军司令部公务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二所看护长、太行军区第一野战医院二所医生、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总院五分院二所所长、西南军区后方医院二分院院长、东北军区第十陆军医院医务科科长、第四十八医院医务处主任、第二二五医院医务处主任等职。1963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4年7月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8月8日在锦州第二○五医院病逝。

　　汪明伟写了《父亲，当年长征路上的红小鬼》，记述汪国忠参加红三十军后攻打天全县负重伤和三过草地险些葬身泥沼等苦难经历。今年，全国各地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整理平武红军史料，就是要铭记红军的苦难辉煌，让红军精神照亮当下和未来，以及我们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