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那时正值建国5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50年的喜庆日子，当时作为《前进论坛》的编辑，我采访了农工党中央名誉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郭秀仪女士。八十九岁高龄的郭老温和的目光中闪烁着智慧和慈爱，她深情地诉说了她与领导人交往的感人肺腑的往事——

　　回忆过去风风雨雨的岁月，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在我和我先生黄琪翔最艰难的时候，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大姐向我们伸出的友谊和援助之手。和他们交往的一段深情，是我心中金子般的珍藏。

　　1957年3月，琪翔当选为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但不久，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斗争中，琪翔被错划为。他精神上很苦闷，思想上也有些不通，曾向周总理倾诉过他内心的痛苦。总理对他总是给予安慰和鼓励，使琪翔增添了生活勇气。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8月底就抄了我们家，琪翔和我都遭到毒打，然后被赶出家门。我们搬到中国农工宿舍去住，又受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周总理听说我们搬出原住所后，便派工作人员到农工党宿舍来看望我们。琪翔已被隔离审查，工作人员便向我转达周总理对我们的关心，问我们住在这里好不好，有什么困难。总理这样关心我们，我十分感动。我不愿给总理增添烦恼，便说，没什么困难。其实，当时的困难有多少啊！工作人员又对我说：“总理要你好好照顾黄先生，你可以经常陪他出去散散步。”“造反派”听说总理派人来看我们，对琪翔稍微客气了些。于是，琪翔成为“走读生”，即早上七点到机关，关在一间小屋里“反省”，写检查，晚上十一二点放出来回家。他每天都交“交代材料”，也仍然要挨斗、挨打，或陪斗。“造反派”还常来抄家。

　　当时受到极大摧残的琪翔，始终深信这黑暗、混乱的局面，绝非出自中国。漫漫长夜必将过去，必有重见天日之时。此时此刻，琪翔仍想着写信给知心的领导人周总理。但在造反派的监视下，被专政的对象向外发信，要担多大的风险啊！如果被发现，又要挨斗挨打。当时听说有首长的信箱，我便想办法把信带了出去。可走到，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信箱，于是只好走到邮局，挂号寄到国务院大姐收。我随信附了一张便条给大姐说：“我有封信请您交给总理。”总理真的收到了这封信。他马上派人来看我们。琪翔说，再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希望能够搬家。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70年5月，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我常常思念领导者、知心朋友——周总理、大姐对我们的关怀！

　　迁出后不久，琪翔因长期压抑郁闷而患了心肌梗塞症。在病中，琪翔对我说，他坚信将来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他衷心的愿望，他盼望能看到这一天。但不幸的是，琪翔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于1970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了。我于上午11时写信给周总理，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下午2时总理就派军代表来看我，对我表示慰问。当时“”横行，一般民主人士都被看作牛鬼蛇神。总理了解琪翔的生平，坚持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当即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为琪翔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讣讯。琪翔的骨灰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各方面送来了花圈，表示哀悼。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郭老深情地说，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这两封信表达了像周恩来、邓大姐这样的老一代领导人对派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这两封信证明，经历风雨，人与各派仍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这场磨难中，中国与各派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历史可做见证，中国与各派相互信任，风雨同舟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1988年9月2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大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大姐亲临纪念会并对琪翔作了很高的评价。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的关怀令我深受鼓舞。

　　记得郭老深情寄语：日益繁荣的祖国即将迈入新世纪。我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已成为我们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香港已经回归，澳门的归来也指日可期，海峡两岸同胞统一祖国的热望大势所趋。我深信，有中国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将在新的时期，以其更加辉煌的业绩告慰前人。

　　如今，斯人已去，十余年过去了，正像郭老期望的，在中国领导下，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农工党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同中国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博乐体育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郭老请放心，我们将继承您的遗愿，在每一年的每一天，祈祷祝福，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刘红梅）

　　原标题：《【文史博览】两封信 一段深情——记黄琪翔、郭秀仪与周恩来、的一段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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