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发端于唐而勃兴于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的性质、功能及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不同类型的书院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以宋代而言，书院有官办的，也有私立的；书院与州县学既互为消长，又相互补充。而“带有学派性的精舍、书院，主要活跃于南宋孝宗、光宗两朝。理宗后，绝大多数书院限于程朱理学的传授”。

　　南宋以前，潮州尚未见有书院的记载。程朱理学在理宗朝获得合法地位且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后，由于朝廷的提倡，地方遍设书院，一时蔚为风气。1243年，潮州第一所官办书院——韩山书院应运而生，几年后，元公书院接踵兴起，博乐体育稍后又增一所私立的京山书舍。元代，两所官办书院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再添置一所官办的得全书院。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约120年间潮州书院的概况。

　　（韩山书院）仿四书院之创，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庙旧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迁其庙于水东之韩山，其地遂墟。淳祐葵卯，郑侯良臣以韩公有造于潮，书院独为阙典，相攸旧地而院之。外敞二门，讲堂中峙扁曰“城南书庄”，后有堂，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赵德像。翼以两庑，四辟斋庐……山长、堂长位于祠堂之左右，仓廪、庖湢、井厕靡不毕备……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

　　始建年代：近年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附录“历代书院名录”及季啸凤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俱把潮州的韩山书院定为北宋元祐间建。笔者以为，尽管韩山书院与韩庙（祠）存在至为密切的关系，且祭祀空间是书院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但祠庙的兴建却不能等同于书院的出现。人所熟知的苏轼撰写的《韩文公庙碑》，只言元祐五年潮知州王涤“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新创韩庙，匾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三阳志》也仅云王涤新建城南韩庙以代替原在州治后的韩祠，叫做“昌黎伯庙”；王涤本人则自说他“建韩庙以尊先贤”是其治潮功绩。这些材料俱不涉及书院。再从当时全国大兴州县学，书院湮然无闻的背景看，元祐年潮州创办书院说殊难成立。另，现在可查阅到最早关于书院的一篇记文——林希逸《潮州重修韩山书院记》（咸淳五年）。据潮州的文友书信，也说韩山书院是前知州郑良臣在文公旧庙址上创建起来的。因此，把书院的创办时间确定在淳祐三年（1243年）更为适宜。

　　书院名称：论者多认为书院初名“城南书庄”，后才改称“韩山”，主要依据是元·吴澄所撰碑记，《记》中有山长陈文子“后取城东之韩山，以号城南之书院”这句话。但细揣上引《三阳志》“书院独为阙典，相攸旧地而院之”“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等记述，“城南书庄”只是书院内讲堂匾名。再参照该段下文“韩山书院廪田”的标目综合分析，说书院初名“城南书庄”似难成立。而最能说明事实的也还是林希逸的《记》文，作者开宗明义便说“韩山书院，余闻之旧矣”，时在南宋末年。由此可证书院始创时即命名“韩山”（院址不在韩山），并非后来才易名。“城南书庄”作为书院内的主体部分，最多只能用作书院的代称或别名，而非其原名、本名。

　　院址及沿革：书院建于州南七里的韩庙旧址，向无异议，只是近人常有将其与城内西南的迁址相混者。清·郑昌时已确指当时的圣者庵为王涤所建韩庙即韩山书院旧址。清末海阳县（今潮州市区及潮安县）南厢都有废村叫“圣者亭”。至今在市西南郊的蔡陇管区仍存地名“圣者亭（庵）”并庵庙遗迹，该处距老城区约3公里多，地望正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在郑知州创建书院之前，前知州沈杞于庆元五年（1199年）在韩庙旧址上建了一个“以为迎送之所”的盍簪亭。书院对面又建有一个崇祀本州九贤的南珠亭（取韩愈诗“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之意），这些建筑物与书院一同构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至咸淳五年（1269年），书院构架已不堪负荷，摇摇欲坠。潮州通判兼摄郡事林式之即进行了第一次整修。修复工程尽管不大，但正当宋季边事吃紧，后方盗寇扰攘之时，在“郡方焦熬，需调百出”的情况下，林式之捐俸金扶持文教的举措实堪称许。

　　至元十五年（1278年），潮地遍燃战火，书院的堂庙及附近的亭台荡然无存。六年后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书院又重建起来，又在韩祠（书院内）的前面添建燕居室，祀孔子和“四师”——颜回、曾子、子思、孟子。论者以为这是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和潮州路总管丁聚施行惠政之一端。虽然当时“书院仅复，规模隘陋，营缮多缺”，但在战乱重创未愈的情形下，恢复书院规制，使潮州这一重要文教设施得以延续下来，功不可没。

　　至顺二年（1331年）夏，潮州路总管王元恭将书院的规模进行扩展，并对其布局作了较大的调整。翌年，山长陈文子特请当时的大儒吴澄作《潮州路韩山书院记》，备述扩建工程的缘起、经过。扩建后的书院除原有的“原道堂”更壮观外，“两庑辟斋舍馆诸生，日食之供有庖，岁租之入有廪；教官之寝处，祭器之贮藏，一一具备。宏敞壮伟，倍加于前”。据元《三阳图志》所载，其时还以陈尧佐、王涤、李迈、丁允元、廖德明、郑良臣、林寿公、陈圭等贤守配享，并恢复了书院前面的南珠亭，祀本路前朝九贤。

　　元末潮州政局动荡，书院再次毁于兵祸。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定控制了福建及潮州。次年冬，西夏人王翰（那木翰）出任潮州路总管，将韩山书院迁建于城内。晋安刘嵩作《重建韩山书院纪略》云：

　　韩山书院旧在城南外七里许。至正壬辰（1352年）火，遗址鞠草，名存实亡也。丙午（1366年）岁，灵武王公以江西省左右司郎中兼郡守事，追修故典，相其地非礼法之所，乃毁城西大隐庵而迁焉。

　　王翰于元鼎将移时仍决然重建书院，此举实属世所罕见。他以“非礼法之所”为由，把书院迁建于城内大隐庵旧址（今潮州市区城南小学址），可能是鉴于书院已成为官学之一种形式，置于城内更为适宜的缘故。于是，明初的《（潮州府）图经志》及其后各种志书便记为：“韩山书院，在城内西南。”

　　韩山书院历明代而不废，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改为南隅社学，三年后复办书院而改称“城南”。同年，巡道史起贤在韩山麓另创昌黎书院（雍正十年改为韩山书院）。近代，两所书院皆转办成新式学堂，分别为今天城南小学及韩山师范学院的前身。

　　元公书院是潮知州周梅叟为纪念其先祖——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行部潮州而创建的官办书院，时在淳祐九年（1249年），距韩山书院的设立不过六年。《三阳志》云：

　　元公书院，淳祐己酉，内讲兵部周侯梅叟所创……相攸郡庠之西，割教官公廨之半，砌石为桥，堂曰“遵道”，山长、堂长位于祠之左右，其外敞二间，扁曰“明通”“公溥”，皆侯笔也。斋庐有四，曰“中、正、仁、义”，祠曰“光风”“雾月”……规模与韩山书院钧。

　　当时创办始末，由南恩州知州晋江人黄必昌（洁斋先生）作《记》文叙之，今碑刻、记文皆佚。

　　宝祐二年（1254年）前后，因“祠堂逼于行衙，湫隘，行礼无所容”，知州陈炜对书院进行拓宽。这桩事，当时州学教授吕大圭作《记》勒石壁上，可惜碑、文也遗失了。

　　宋元之际的兵火，使潮州庙学与韩山书院都变成一片瓦砾，而元公书院独能逃过厄运，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后来就暂时充当地方的庙学（路学）。可谓是家园虽毁，斯文未丧。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张处恭巡视潮州路后，重建了文庙，书院空间便得以腾出。接着，在路总管陈祐的主持下，恢复了元公书院的办学。过了两年，广东道儒学提举熊炎委托山长张圭英、石国珍董理修缮工程。完工后，张特遣其子亲请姚然（字达泉）撰《重建元公书院记》。《记》云：“乃勤垣墉，乃涂塈茨，乃立祠像。不逾旬月，欠者悉备。于是祠堂之间五，讲堂之间三；翼列四斋，前峙门庑，复旧观而新之，视旧有加焉。仲丁设菜新祠，观者敬叹。”重修后的元公书院，规模比当时初步复建的韩山书院还宏大，配备更齐全。

　　至顺二年（1331年），王元恭在修建韩山书院的同时，见元公书院前“民居杂糅，污秽亵渎”，就立即进行清理，“环以粉垣，仍改创两庑，粉饰正堂，轮奂可观矣”。

　　至明初，元公书院尚存。《（潮州府）图经志》记其“在太平桥东隆文仿边”（今潮州市上水门内太平路东侧），仍是原来的院址。后来变为元公（濂溪）祠，在嘉靖末年被移上金山。

　　南宋末年潮州除了韩山、元公两所官办书院外，今可知者尚有由地方士子创办于咸淳四年（1268年）的京山书舍。其创建始末，旧志缺载，仅赖林希逸《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可推知其大略。据《记》文称，步入书舍门，“其间轩豁夷旷，百步而赢，两旁为列屋……论堂正中，夹以修庑，东曰观善’，西曰会文’，是为师友往来讲切问辨之所。四斋隅置，则弦诵者居焉。最后耸以三祠，安定左而昌黎右，瞻仪肃肃，侑我圣师。其规模甚广也，其位置甚严也。”书舍为私家独创，格局浩大，配置齐全，实与官办书院不相上下，难怪林希逸称赞它为“南州伟观”，又说“京山之名，媲美衡（石鼓书院）鹿（白鹿洞书院）”。《记》载书舍的创办者胡申甫为潮籍进士，可惜其人其事旧方志失录。至于京山书舍的旧址及沿革变迁，尚有待考证。

　　元代保留了前朝的韩山、元公两所官办书院，到后期又增办得全书院，合而为三。嘉靖《潮州府志》仅载：“得全书院，祀赵鼎，在城第三街西。久废，遗址尚存。”书院址即在今潮州市内西平路南段以西。志书未明言其创建年代，但有元代名士欧阳玄的《赵忠简公得全书院记》可资探讨，《记》云：

　　忠简（赵鼎）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得全）堂存如新尔。后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视书院仪，岁时遣官献享。迨嘉泰初，忠简之孙谧为潮守，淳祐中，陈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讫而书院废。继清之求外补于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讼理，大振厥职，以所得职廪之赀，复所谓得全书院于潮城名贤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讲肄之室，垣墉门庑，【煤】然毕备。书院的创建者赵继清（名筼翁）为赵鼎六世孙，其出任潮州路推官应在至正二年（《记》文末署）前后，书院当创建于此时。《记》文对宋事有错误、模糊的记载。事实上，宋代潮州仅有供祀的得全堂而未立书院。宋元《三阳（图）》“书院”条不列“得全”，而于“祠庙”条明载赵鼎祠堂有两处：一是在光孝寺左的二相祠堂，纪念曾被贬来潮的宋名臣赵鼎和唐宰相李德裕，云“嘉泰初，丰公（赵鼎）之孙赵谧重辟其堂，仍鬻田，岁收所入以奉香火，每岁春秋，郡遣其属致享焉”；另一是在少微坊（元改作名贤坊）赵鼎故居得全堂，“淳祐丙午，陈公圭拨钱重修祠堂，具根据势家冒占田地，税钱五十千足，委郡学司岁租之出入，至今香灯之奉甚整”。以上具体真切的记述既可纠正欧阳《记》糅两堂于一堂的谬误，又证明两祠堂仅有香火之供而无教学的事实。故即便得全堂在南宋时“视书院仪”，其实质仍是官方供祀的祠堂，并未正式易名为书院，更无讲学活动。因此，笔者认为把创建书院的时间定于元至正二年更为稳妥。

　　从南宋理宗朝（1225—1264年）开始，全国各地由地方官员倡办或受政府干预的众多书院，逐渐失去先前学派争鸣及自由讲学的特色，已被纳入官学系统中来。成书于南宋后期的方志一般都在“学校”条后附“书院”，每个州（府）有一至几所官办书院（其中有县办的）。宋元潮州的韩山、元公二书院皆由知州创办，历次修建也都经地方官倡导，属僚响应，其作为州学辅助及补充形式的特征非常明显。如在兴建元公书院时，工程由直学（掌管州学的钱粮官）主持监督的，其规模与韩山书院相匹，“闻于朝，得请，亦曰书院”，同属朝廷承认的官办书院。

　　书院的主持人称山长，上面有洞主，下面设有堂长等职事。淳祐年间的韩山书院，“洞主郡守为之，山长郡博士为之”；元公书院“山长以教官兼之”。知州兼任书院洞主，作为行政主管人的做法虽属罕见，但这与南宋管及兼任主体、主祭的道理是一样的。韩山书院始创时，春秋祭祀便由知州率领属僚主持；其后知州陈圭对韩山书院“尤切加意”，亲为讲学并命题考试。至咸淳五年，兼摄郡事的通判林式之就曾率领书院学生祭谒韩祠并进行讲学。起初，朝廷未曾给各地书院委派专职山长，“所在多以教授兼之”，潮州的韩山、元公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严州的钓台书院，惠州的丰湖书院皆如此。景定元年（1260年）或四年（1263年）以后，书院山长开始由吏部选派。如邓道曾被朝廷任命为广东韶州相江书院的山长。韩山、博乐体育元公书院是否也由朝廷委派山长，尚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自山长而下，书院配备了堂长等一套职事人员（详下表）。

　　书院仿照州县官学模式，设置了作为学生首领（或山长的助手）的堂长、掌管钱粮出入的司计、管理分斋教学的斋长等，这些职事都在学生中挑选委任。如元公书院“堂长则择其文而学者充焉”，韩山书院“堂（长）、（司）计、斋（长）职以分数升黜，一如郡庠规式”既对书院生徒进行升降考评，又推动了学生自治。咸淳五年，参与韩山书院修复工程主持督役的，便是堂长林震曾。

　　入元后，书院的山长与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或行省、宣慰司任命，且书院与地方官学同置有掌管钱谷的直学。这道诏令的下达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而早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重建的韩山书院已设立山长一名主持事务。然在此前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即规定书院设山长两员，这一点在潮州可得到印证。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以前，元公书院便有张圭英、石国珍（石为本地儒人）两位山长今可考见的潮州书院山长及直学尚有：至顺二年（1331年），与海阳县尹共同主持韩山书院修建的有山长陈文子与直学郭宗苏。元末，山长吴期也参与了韩山书院的迁址改建。另外，元代后期的得全书院“设录事司校官以主领之”，出于管理的需要，在录事司（城区）一级的行政机构中专设校官来主管书院，实为特例。

　　一如当时全国的官办书院，南宋后期的韩山、元公两书院所开设的课程与考课与州县学无大差别，两个教育系统互为靠拢，同时并存。书院的经学教育大量渗透了理学成分，朱熹及其门人所注解的“四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材。韩山书院“春秋二试，则用四书讲义”，与州学为邻的元公书院“讲说课试一如学规”，两书院“春秋二试，同日异题”；朱熹的再传弟子陈圭任潮知州时，对韩山书院“尤切加意，春秋课试，亲为命题，讲明四书及濂、洛诸老议论，以示正学之标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书，实于书庄，与士友共切劘之。父（又）刊复斋（即陈圭之父陈宓，朱熹门人。）所书《仁说》于二壁，以广诸生之见闻”周敦颐的裔孙周梅叟“欲以道学淑人心”而别创元公书院，刊刻周敦颐全集以广其流传，声明书院宗旨：“盖为讲明义理之学，非徒肄举子业、攫科第、谋利禄计。”

　　上述资料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南宋后期的书院与州学有大致相同的考课制度，当时州县学有旬课（习试）、月课、季课（堂试），而潮州书院却增添了春、秋两次大阶段的考试。第二，书院教学不排斥科举，但不单为科举服务，还有追求自身学术价值的一面。元代，朱熹的学说更受到朝廷的重视，其作注的“四书”被指定为官方教材，绝大部分书院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宗旨，潮州书院自不能例外。姚然在《重建元公书院记》中声称“今我朝崇尚儒学，讲明理义；尊先贤，续道统”，书院教学内容当不离于此。

　　书院公拨教育经费始于宋初朝廷踢田四大书院。南宋后期的地方官办书院，也与州县学一样，一般都有一笔数目不等的教育基金（以学田为常见）。关于潮州书院的经费状况，《三阳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韩山书院廪田”细目（详见下表）（表2）

　　就经费来源看，书院的田地产业是由几任知州拨公款或捐私俸从民间购置，又有部分从没官、绝户、田地拨入及其他的财产转入（如“韩庙”一款），经淳祐三年至七年（1243—1247年）累积而来的。据表统计，三任知州共拨（捐）款3767贯足钱并2000贯省钱，买到田产若干石（以下种子数代替具体的亩数，其中陈圭所捐的1500贯省钱所置田产数目不明）及一批田、园、地、山，这些产业全部以货币地租的形式入纳。前25项相加，每年可收税钱724.59贯足，最后一项数目、岁租均缺载，如以第23—25项本金500贯省可收税钱45.9贯例之，该1000贯省的本金每年可获租钱91.8贯足。故而韩山书院每年的租金收入可达800贯足钱以上。至于规模与韩山相伴的元公书院，当时也应有一笔不菲的田产，惜今不能见到详细记载。

　　韩山书院的田租管理，《三阳志》云“租入附于学库收支，董以佥幕”虽则田产统管于州学，却又专门委派负责人（如司计）自主支配。书院的经费一般用于经常性维修、祠庙的祭祀、师生的伙食及津贴。当时经费的具体支配情形今已不详，但从郑良臣把原属水东韩庙的田产拨入书院，“就内每月拨钱四贯足，付守庙人充灯，余钱添续行供”的举措来看，经费开支中的供祭祀部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用于师生的伙食及津贴，故志书称为“廪田”。其时书院有生徒26名（包括6名职事），假如以每年所获租钱800余贯足平摊下去，生均年经费约为31贯足。而同时潮州州学每年的租钱均4000贯足，需养州学生180人，生均年经费约为20贯足。诚如马端临所言“（书院）田土之踢，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宋元更革，书院田产曾遭侵占。元公书院“旧有田，暂为浮屠氏所据”至至元末年（1294年）尚未清理归还。韩山书院的田产也出现变化，估计有些损失。不过，元代中期也有添置或恢复田产的举措。《潮州西湖山志》载有元统三年（当为“二年”之误，即1334年）邵舜生所撰的《元公书院西湖田记》碑目，据此可知元公书院又新置或收还了旧田产，惜乎记文已佚。至于韩山书院，从吴澄《记》称“日食之供有庖，岁租之入有廩”看来，至顺年间书院的经费不会紧缺。

　　宋元的书院一般由讲堂及斋舍、祠堂、藏书楼（书庄）三类建筑构成，以发挥教学、博乐体育祭祀、藏书三大功能。首先，教学活动是书院作为独立教育实体的重要标志，韩山、元公二书院的教学情况已如前述，京山书舍也建有论堂、廊庑，“是为师友往来讲切问辨之所……意使潮之衿佩游泳于斯，知学问体用渊源，成栋梁榱桷人物”；赵继清建得全书院的愿望是，“俾潮民之秀受业于其中”都清楚地表明有教学活动。

　　其次，书院的供祀对象，为士子提供了践行的榜样，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如韩山书院开始祀韩愈、赵德，后增祀周敦颐、廖德明；入元后增祀孔子及“四师”，至顺年间又加入陈尧佐、王涤等九位前代贤守。元公书院供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京山书舍供祀孔子、胡瑷、韩愈。得全书院供祀赵鼎。由此可见，书院的供祀对象呈现了多元化的倾向，淡化了学术派别，除儒学先师、理学大师外，尚有莅潮名臣良吏、乡邦名贤。

　　最后书院的藏书及刻书亦值得一提。前述知州陈圭捐钱购朱熹著作，充实韩山书院。周梅叟“市书藏于书院，司书职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广其传”。元公书院配有管理图书的专职人员——司书，可见藏书量不少且制度健全。至于刻周敦颐集一事，《三阳志·书籍》并载：“《濂溪大成集》四百板、吕氏大圭《孟子说》三百二十板、吕氏大圭《春秋集传或问》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书院。”此处的派溪书院当即是元公书院的另一名称。从书院所刊刻的几种书板看，除大力向外传播理学（濂学）外，也为书院的师生提供了讲义、教材。

　　纵观省内其他地区的书院，如广州的番山书院（建于1244年）、韶州的湘江书院（建于1246年）、惠州的丰湖书院（建于1254年）等大部分从祠堂发展而成为有教学活动的书院，都后创于韩山书院。另，旧志载潮属揭阳县人郑国翰（与朱熹同为绍兴十八年榜进士）构筑书庄于蓝田飞泉岭，聚徒讲学，时当在绍兴后期；朱熹曾造访书庄并留下诗文、题记。如若记载可靠，这是省内较早的一所带有初期书院私人读书兼讲学特色的书庄（院）。宋末潮州同时拥有两所建制齐备的官办书院，尤为瞩目。《三阳志》称赞曰：“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在岭南中的地位确实如此，其发展势头一直延续至宋祚终结。元代书院一般兴废不常，潮书院却兴时多而度时少。如韩山书院早在朝廷力倡书院之前即重建起来，它两次荒废的时间合算起来不过二十年。元公书院更是硕果独存，百余年间从未辍置。

　　2.潮州书院在浓厚的理学氛围中产生及发展，发达的书院教育又进一步推动理学在该区的传播

　　书院的出现固然与时代背景（如一时期之文教政策）有关，而潮州毗邻闽、赣，得其思想、文教风习的沾溉尤多。南宋初，朱熹曾有潮州之行，后潮籍士子郭叔云、郑南升从朱熹游学，有相当造诣。庆元四年，朱熹门人廖德明任潮通判，“日与庠校师生讲明圣贤心学之要……使民皆以其暇日讲习礼义”，廖又请朱熹书“拙窝”二字，并刻周敦颐《拙赋》于金山。目前可考知籍贯的宋代潮州知州，福建籍的占58%（北宋）及60%（南宋）。知州以下的官员，其比例当不下于此数。书院的创办者郑良臣即为闽县人，其后继者林寿公、陈圭、陈炜俱为莆田人；直接参与书院教学管理的陈圭、吕大奎就是朱熹的再传弟子。饶宗颐教授指出，“南宋时，闽学对潮州影响至巨，官师之尊韩，盖亦与理学息息相关。韩山书院的出现，可视作理学与韩学相结合的产物”。

　　理学在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成为潮州地区学术思想的主流，其影响是很深刻的。发达的书院教育，无疑起了导向及推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土一批理学人物的出现。如宋末“结庐莲花山，聚士讲明正学”的陈肃，元代“阐明濂洛之道，学者多从之”的陈元龙（陈肃之孙），“冠婚丧祭一遵文公家礼”的张奂等。通过士子阶层，理学思想也影响到民间的风俗。明方志在谈及潮地的风俗时云，“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实际上是宋元风气的流衍。旧时，潮州妇女一如闽南的漳、泉，出门须用长长的乌纱巾——“文公（朱熹）帕”遮住头面，理学思想深入民间由此可见一斑。

　　3.作为宋元书院的一个典型实例，潮州书院可进一步印证中国书院的官学化自南宋理宗时起逐步定型

　　从上述情况看，南宋理宗以后潮州书院无论从教职员、教学内容及组织、教育经费等几方面都显示了官学特征，与州县学差别不大。在某个特殊时期，如元初庙学被毁的情况下，元公书院可承担儒学的职能，也证明了书院作为与州县学并行的另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规定早已形成。另外，私立书院有向官办书院看齐的倾向。其他如书院职事中的司计、司书、斋长等名称首见于南宋后期潮州书院中，尤对书院制度史研究有所裨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