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深山宫殿”的平武报恩寺，山门修建得高敞宏阔，庄严威仪，让人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山门正中的门楣上悬挂着一道“敕修报恩寺”金字九龙巨匾。

　　匾额长5.4米，高2.2米，用楠木镶嵌镂雕而成。边框透雕九龙盘旋于金色祥云之中，张牙舞爪，穿云破雾，奔腾追逐，栩栩如生。文字高达1.1米，红底金字，阳刻楷书，字型结构均匀，字体端庄丰腴，笔锋苍劲有力，与整个建筑呼应浑然，相得益彰。九龙匾气势宏伟，构图生动，装饰华美，字体雄浑遒劲，雕工细腻，专家认为是川内少见的匾书，又被称为“蜀中第一匾”。据考证，该匾为明代状元、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升庵所写，因未署名而鲜为人知。然而家在新都的杨升庵为何会为远在深山的平武报恩寺书写匾额呢？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闻旧事。

　　杨升庵（1488年-1559年），名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杨升庵出身于名臣之家，父亲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历仕四朝、两朝内阁首辅的杨廷和，杨升庵是杨廷和二十九岁时得的孩子。升庵自幼聪颍过人，被誉为“神童”，七岁熟读唐诗绝句，十三岁作《黄叶诗》名动京城，十九岁应四川乡试擢举经魁。次年会考，不幸试卷被火焚坏，因而下第，博乐体育入国子监读书。正德六年(1511年)应殿试第一，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年二十四岁。正德十六年(1521年)任经筵讲官，参与主持状元及进士的考试。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敢于进谏。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触怒嘉靖皇帝，遭廷杖后谪贬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七十二岁死于戍所，归葬新都。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著有各种作品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族风俗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流传度最广的还数《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被现世后人在94版的《三国演义》中谱曲后作为主题曲。

　　平武古称龙州，王氏先祖任龙州土司世袭至王玺，历经七代，已然根深蒂固，足可雄视一方。借“保障遐方，祝延圣寿”为名，请旨敕造“报恩寺”。可惜王玺却天不假年，未待寺庙落成，却撒手人寰，后由其子王鉴完成夙愿。报恩寺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开建，直到天顺四年（1460年）方才竣工，前后两代人付出了整整二十年的努力。王玺之孙王溥，明成化年间举进士，正德年间又升礼部主事，同首辅杨廷和结为莫逆，许下儿女姻亲。那时杨升庵仅一岁，而王溥的女儿王妍已三岁。当时流行“女大三，抱金砖”，杨升庵也算是抱了个“银砖”。不幸的是，定亲一年后王溥就致仕回乡，不久后生病去世。由于杨升庵和王溥的女儿王妍都还小，而且彼此相隔数千里，这门亲事多年无人提起，几乎忘却了。杨廷和在儿子中解元后，该考虑他的婚姻大事时才想起这事。

　　在祖父的安排下，1507年杨升庵迎娶了王家小姐。王妍不仅是个大美女，而且是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二人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婚后两月，杨升庵便携王氏回到京师，1509年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杨耕仁（小名耕耕）。正德六年（1511年），杨升庵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据传，龙州王氏对报恩寺原有匾额一直不太满意，于是请新科状元女婿手书了“敕修报恩寺”匾额，因乃御批，故不落款。正德八年（1513年），杨升庵中状元两年后，杨廷和的第二任夫人病逝。杨升庵要为母守制三年，于是偕夫人王妍、儿子耕耕打道回蜀，将继母的骨灰送回新都。一家人在新都共同生活了四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杨升庵读书写作，吟诗作赋；王妍相夫教子，培植园林。王妍在新都杨府持掌家业期间，整修荷塘，兴修亭榭，并在荷塘边广种桂树500多株，又种植石榴数株，为府邸日后成为闻名遐迩的新都“桂湖公园”奠定了基础。王妍和杨升庵一起种下了榴阁前的石榴，大门内两株全国最大的紫藤也是那时他俩共同栽种的，还被杨慎称为“连理藤”。可惜王妍命运不济，正德十二年（1517年），耕耕患病被误诊为麻疹去世了，年仅8岁。不久，王妍患肺痨（现称肺结核）去世。

　　杨升庵和王妍的爱情故事落下了帷幕，杨升庵是平武王家女婿的这一史实也淹没在历史的尘土里，但他留下的“敕修报恩寺”牌匾历经五百多年仍光彩夺目，似在默默诉说着天子门生对明皇帝降旨敕修报恩寺的崇敬，彰显宣抚司土官和状元之间不平凡的姻亲关系，为报恩寺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